在收藏行家口中，“玩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儿，在“玩儿”中悟品鉴、搞研究、办展览，如今一些人更是“玩儿”得越来越有“境界”，因为一座座民间博物馆就在他们这种“玩儿的境界”中悄然诞生了。在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和四川省收藏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九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上，与往届大多是民间收藏组织者来“谈经论道”不同，众多民间博物馆馆主的“现身说法”似乎在告诉人们：民间收藏，正在步入博物馆时代。

    “传家宝”不再秘而不宣

    “收藏只是手段，交流和展示才是目的。”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国柱的观点正是很多民间博物馆馆主“开放”理念的集中表达。将藏品视为深藏密室、秘而不宣的“传家宝”思想早已过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收藏家们敢于向社会展宝、亮宝的想法日渐强烈。开馆已一个月有余的西安经文牛文化陶瓷博物馆馆长任经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拥有数千件不同时代、材质各异的牛文化及陶瓷艺术珍品的收藏家道出了他的办馆理由：“人大抵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当兴趣爱好发展为偏爱直至终身追求并且全心全意投入时，兴趣爱好就可能变成一种事业，而将收藏作为事业，必然要将创办博物馆作为终极目标。”历经多年呕心沥血，筹集巨资用收集来的历代名家字画、陶瓷等９大类万余件藏品，刚刚精心打造完成个人博物馆的全国民间博物馆联谊会秘书长高兴华也极为兴奋：“通过展示、交流，努力提高馆藏品的参与性、观赏性和趣味性，是我建馆的初衷。”

    １９９６年，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创办第一家民间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在中国首次有了合法身份。随后，浙江孙海芳的越国博物馆、四川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河南张秦森的古典艺术博物馆……可以说，中国民间博物馆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一些收藏爱好者的藏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必然会产生建馆的想法，这也是国家文物保护发展的需要。”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闫振堂表示，虽然把书画用塑料膜包裹起来存放、将住所当库房的收藏爱好者还大有人在，但利用好各种收藏品，使其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和功能，已经成为民间收藏活动层次提升的具体体现。

    正是这些收藏家以专注、执着、灵活的征集办法，凭借长期积累的鉴赏经验，为散落在民间的文物找到了归宿；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文化建设的持续关注，也给了他们筹办博物馆的机遇和勇气，２００２年新修订的《文物法》中放开对私人企业经营文物限制的相关条款，为自然人资本经营文物提供了法律保障，成为民间博物馆成功“孵化”的助推器。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最初与社会公众分享个人收藏快乐到为民间收藏健康发展寻求合法存在机制，再到参与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博物馆文化体系建设，博物馆主体由各级政府的文化文物部门走向民间，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在北京等大城市中尤为突出——２６座民办博物馆以其独到鲜明的收藏视角、不拘传统的运营模式，成为公立博物馆的重要补充，给博物馆事业带来了颇多创新，丰富了博物馆的体系结构，加快了博物馆事业社会化的进程。

    “不是有钱就能建馆”

    据了解，截至２００９年８月，除广西、西藏、新疆外，各地文物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为３８６个，为全国博物馆总数的１３．３％，办馆主力主要包括私人收藏家、文化名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杜耀西说，众多热心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热衷收藏事业，他们把企业发展和收藏事业联系起来，把建设公益性博物馆同扩大企业知名度联系起来。

    但有数量，并不意味着有质量。有分析认为，目前民间博物馆馆主大抵有３种，除了真正的收藏家外，一类是资金雄厚的古玩爱好者，因经营其它产业获得了雄厚资金，为了包装自己及企业并有收藏爱好或利益驱动，在很短时间内收藏了大量藏品，继而建立博物馆，再通过这一平台去谋得更大利益；另一类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藏者，受诱导盲目收藏，所办博物馆大都规模小、品味低。

    “不是有钱就能建馆！”西藏收藏家协会会长叶星生的一句话，从文化保护传承的角度阐释了“收藏”与“买东西”的区别，也对当前民间博物馆“开店容易守店难”的现状表露出些许担忧。“办馆不是为了炫耀。没有经过孕育和长期文物知识积累，不具备相当的鉴赏能力，也就不可能认真研究藏品附着的历史痕迹和真正意义，这些收藏者建立的民间博物馆，在以后的经营中难免出现进退两难的尴尬，门庭冷落而又弃之可惜的不在少数。”任经文也认为，在民间博物馆馆长任职资格没有标准的前提下，一个民间博物馆掌门人必须读４类书——历史、哲学、逻辑学和美学。

    其实，与国有博物馆有资金保障、专业人员充足、管理水平高、将高新科技手段应用于文物安全、修复和展示，以及面向社会免费等优势相比，民间博物馆这一“弱势群体”显然困难更多、危机更大，对此很多已拥有自己博物馆的民间博物馆馆主们感受颇深。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全国民办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上也指出，由于民办博物馆产生历史较短，目前仍处于一种自主生存、自我完善的状态中：功能不够完善，“重建设、轻功能”，缺乏长远的科学发展规划，定位不准，功能单一，设施简陋，陈列展览水平不高，服务意识淡薄，社会效益不明显；基础工作薄弱，普遍缺乏相应的专业队伍，对藏品保护、研究等基础工作重视不够；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运行状况不佳，资金筹措难度大。

    民间博物馆的文博业态初见端倪

    总体而言，民间博物馆在管理运行、业务开展、社会服务方面较之国有博物馆尚存在着较大差距，还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准入制度不完善、扶持政策不健全、管理运行不规范、社会作用不明显已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民间博物馆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规避国有大馆的冲击，得到公众认可，从而做到“藏在深闺人也知”？

    “要想单靠办博物馆赚钱是不可能的，要维持其生存就必须与旅游业挂钩，我们馆营业３年多，门票收入增长到两三万元，但这只占全年总收入的４０％。”由著名企业收藏家樊建川投入４亿多元创建的目前国内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有文物８００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９１件，现在不仅落成开放了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地震系列、民俗系列１３个展馆，被列入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还将酒店、客栈、茶馆、特色旅游购物等配套设施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研究、旅游休闲、会议展览、收藏交流、艺术博览乃至影视拍摄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新概念的博物馆聚落——“电影《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中使用的道具，有很多是依托我们馆藏的。”樊建川说，民间博物馆不只是公共收藏的补充和延伸，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博物馆概念，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民间博物馆的文博业态初见端倪。

    实现收藏事业与文博旅游业的有机立体、多层次化发展，与很多民间博物馆馆主的房地产商、大企业家的身份不无关系，然而拥有此背景的收藏爱好者毕竟是少数。对此，陕西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走专业化道路被认为是民间博物馆走出困境和树立品牌的主要方式，而转变经营理念、树立创新意识则是提高民间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一大途径。“馆藏本身要有特色、有个性，更好地复原、保护、传承藏品的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信息，才能使民间博物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以期与国有博物馆‘争饭吃’，做到良性运转。”一些民间博物馆在观众服务意识、市场经营意识和藏品研究、价值开发上也在积极开拓，努力探索适合本馆特点的生存和发展模式，如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开设了自然茶艺馆，内设自然标本室、文物鉴赏厅、文艺表演厅、茶艺茶座等多个服务项目；重庆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形成了展览－科研－成果推广－生产销售－收益的良性循环。

    这些适合自身特点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尝试，为民间博物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馆日常运营经费主要来自赞助资金（包括门票、赞助、基金收益）、服务收费（包括场地、讲座）和品牌输出。”强调运营机制的完善，马未都认为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同时他态度明确：“国家拨款，对一个博物馆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而政府对私立博物馆在政策上、法律上的支持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对此，单霁翔表示，加快出台的《博物馆条例》将从国家层面完善博物馆管理基本制度体系，明确民办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他强调，民办博物馆的管理部门要切实帮助解决民办博物馆经费和馆舍保障问题，文物部门要加强对民办博物馆的专业指导。

    据悉，国家文物局将民办博物馆调研及相关政策研制列为２００９年重点工作，开展了民办博物馆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拟订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草案），并拟与民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以全面提升民办博物馆办馆水平，促进其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