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是要避开“十一”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十月二日一早，小若琴才来电话告我，她父亲二十九日走了。她说：“你称父亲‘诗兄’，故特别告你。”前几天，从诗嫂罗惠那里得知：绿原住院，是坏血病，先后转了好几个医院，她伤感地说：“这回怕不行了！”我只能以“吉人天相”相劝，不想，他竟然走得这么快，好人有时反而多磨难。
我称他“诗兄”，只是从年龄、辈份而说，若真从新诗的资历而论，当称他为“师”。诗是与青春同行的，写诗的人十几岁开始试笔也是平常事，但他二十岁结集的《童话》，已不仅像一般年轻人的分行抒写，有悦人纯情的童心之天真，更拒绝了常与诗的天真相伴的稚嫩，但不是早熟、老成，以他文化的自觉、诗的自觉，真似民间能传扬的“童话”，行文的空灵中，洋溢他固守诗质的热情、真诚和智慧。当代新诗名家李瑛在“北大”读书时，就有欣赏《童话》的评述；台湾英年早逝的著名诗人杨唤，就是从海峡这岸带本《童话》到那岸后闪出他诗的光芒而著名的。虽然严酷的现实总不能活在“童话”中，从一开始，他就有很强烈的进步思想倾向，也写政治抒情诗，但政治全都融于诗，明显有别于那些以“诗”图解政治或标语口号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庸俗社会学在诗坛不是没有市场，文艺又不可能不从正面，也可能流于负面的“服务政治”时，他那《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让人耳目一新。
因“胡风问题”，绿原饱受磨难。受难之中，诗人为痛苦的沉默而写道：“你没有舌头吗？/——不，我有。/不，你有，等于没有。/——没有更好，可以不——/可以不讲话了吗？错了！/我能从一万个人中间听出你，/你的沉默比虎啸更洪亮有力。”在他失去发言权时，虎啸，也不如他的沉默。当“‘牛棚’万籁俱寂，/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时，他写了此刻自己的《重读〈圣经〉》，蒙冤受屈之中他甚至：
佩服罗马总督彼拉多：
尽管他嘲笑“真理几文钱一斤？”
尽管他不得已才处决了耶稣，
他却敢于宣布“他是无罪的人！”
我甚至同情那倒楣的犹大，
须知他向长老退还了三十两血银，
最后还勇于悄悄自缢以谢天下，
只因他愧对十字架的巨大阴影
……
本来出卖耶稣的叛徒并不“倒楣”，是个少廉寡耻、为人不齿的家伙；只为现实中的无耻者之无耻早超犹大了。所以，若在“今天，犹大决不自尽”，今天的耶稣也就“不止钉一回十字架”，彼拉多也“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了。诗人说他不懂得为什么“单凭信仰”就可以无所畏惧地在狮穴中“走出走进”，正是诗人自身有坚定的信仰，在诬告、伪证之中遭此大难之际，面对新的犹大，横眉冷对。此中，他深感现实之中的新犹大，还不如他等在《圣经》中的祖先知罪而谢罪，反而招摇过市，变色有术，研究汉奸术也成“大学问”之反喻。它是诗人之人格的写照，也是诗的品格之彰显。这在他开始于《童话》中诗的“现代”里，又多了一些直抒胸臆的诗之浪漫。同时，从形式的自由也转向那时大多诗人所采用的“半格律”的形式，注意语言的节奏和叶韵，朗朗上口，易于流传。只有在此时，诗人才有这样的诗。
也是在此时，绿原在原来所学的英语、俄语之外，又刻苦学习德语，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开步，用德文读马克思、恩格斯，到读德文的诗，读诗的歌德，融汇德国哲学和歌德式的哲思。中国诗人学德文，似乎都有这种类似的状况，冯至就是这样。冯至身后的《全集》也是由绿原主持编务，这既是一项功不可没的巨大劳动，也应该是德文和诗的歌德所结的诗缘。同时，绿原除了从德文译了大量的哲学、美学、散文的大家之作，也从原文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和里尔克的《诗选》。《浮士德》过去只有郭沫若从日文转译的前半部书。这部写了六十年到歌德八十多岁才最后定稿、第二部生前还不愿付印的经典，运用了欧洲所有的诗体，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之三百年文化发展所呈现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之表达，译成另一种语言，很不容易。而里尔克这位“深幽莫测、聚讼纷纭而又驰名遐尔的国际诗人”，大多作品充满混合虚无主义思想之孤独、感伤、焦虑、惶恐的世纪末之情，深邃复杂，所运用的隐晦离奇的象征词句，朦胧晦涩到有时几乎是无法译的。过去除有冯至极少几篇的译文，少人问津。但绿原历时三年，将他主要的作品都译出来了。这些事，对于德文字母都不识一个的我，无权，更无意要将他的译文与谁比高低。但身处逆境之中，一个人自学德文能达到这个程度，谈何容易。
绿原是从胡风主编的《七月》所崛起而列为“‘七月’诗派”的诗人，“七月”于新时期的复出也绝非仅以它的艺术为人所关注。为此，“七月”也在某种惯性中被视为一大艺术流派。艾青的中国“没有流派只有宗派”之说，绝对化了也容易衍生出别的麻烦。但我们认识、认同艺术的“这一个”之说，那么，一大伙人成了艺术的一个“派”，也就难以存在每一个的“这一个”，也难有真正的诗和诗人了。简单地将“流派”的“纷呈”视为文艺繁荣的标志之说法和作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汉园三杰”的卞之琳说他们“三杰”艺术上不成“一派”，但三人“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后来在一处他还有了“彼此能够欣赏”的用语。“七月”的状况，大抵也是如此。这还不像“创造”的郭沫若与王独清的思想和艺术的主张与实践皆南辕北辙。也不像“新月”的徐志摩和朱湘，都坚守“格律”的主张，可一个是格律的西化，一个是中式的传承，各自的作品很难看作同一艺术主张的实践。从《七月》充分尊重其成员各自艺术个性的现状看，这本来是胸怀广阔，深谙艺术规律，尊重作者也是尊重自己的胡风所主编的刊物必然呈现的艺术生态。所以《七月》的新诗来稿者，自然难以像事先已一心要立“派”者那样组成的“派”。但所谓的“胡风问题”，又将他们从政治上捆成共命运共沉浮的难友，这一命运与共的痛，又比艺术的相投是更深的相系。因此，这些年将“七月”作为一大艺术流派论述，也是对“七月”最大的艺术误读。可是当年为扩大对“胡风问题”平反昭雪的影响，绿原编的《白色花》和我自己编的《七月诗选》也是如此作的。因为，对“七月”若在政治上无有一个明确说法，在谈艺术的现实时，也只能，只该如此。正如阿垄的《无题》所说：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诗的坦荡和凄美，是心灵的隐痛。对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所扭曲的艺术现象要恢复它的原态，不可能有条直路。要讲绿原，又讲这些，正是尊重他独立的艺术人格所呈现的现象。他鲜明的艺术个性不仅闪耀于他“七月”的诗友，也闪耀于当今诗坛。自称“后学”的绿原，对“‘五四’以来卓越的诗人之一”的冯至的道德文章，以及对聂绀弩、梁宗岱、楼适夷等前辈，总以他所认识他们于新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与价值介绍于人；阿垄一本诗稿放在出版社十几年都被人担心市场经济效益不好而出不来，他一有机会就呼吁，遗憾那多名家没有认识到阿垄的诗之价值。然而，一个民族看他的诗人完全以在市场是否卖钱以定他的身价，这也是一个时代之幸么？这次他住院之前，读者还看到他论述阿垄新诗的长文。他对化铁、罗洛等同样“开作一枝白色花”的诗友，推崇他们诗的创新、风骨，及各自的艺术个性，谦恭地赞赏各家之长，从不张扬自己。知他人生的坎坷者，很容易理解他过分的谨慎。但他爱恨分明，是非分明，忠厚、本分，对人诚恳。对社会、对文坛上的不正之风，及那些庸俗、自私、吹吹拍拍、随风而倒、同流合污、自我膨胀，乃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势利小人，总是横眉冷对，不屑一顾，令人肃然起敬。
本来，能真正写好诗的人，为诗和为人应该是完全的一致。这样的诗人，当代不是太多，实在可贵。尤其新诗受到市场的冷落时，绿原清贫依然，寂寞依然。若真正以真诗而论，其诗其人也应该有他与之相称的影响。可是，在市场中，绿原不会用诗作买卖，不会买版面、用红包买“评论”炒作自己，自然难有此种市场效应。为此可长叹，也无可遗憾。真正的好作品还是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的，一时之间，文坛闹得很热闹的泡沫，恰恰还谈不上历史的检验，时间稍长一点，随即破灭，为人唾弃。对此，我深信绿原是中国新诗史所无法忘记的诗人，他有不少作品都是可以传下去的。
安息，千古，诗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