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单位协作组织编纂的全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于今年9月全部成书，共计298卷、440册、4.5亿余字，这一为众多学人所称颂的百年壮举，宛如在中华大地上筑起了一座民族文化长城，成为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按照编纂总方案的构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广泛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原则编选出来的，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三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科学性是三性的核心。”作为这一构想的最终体现，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主要特色与价值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1．这套书基本上不收录现成书面资料，要求所有作品及相关资料均从田野调查中采录得来。为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间文学普查。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为当今世界所罕见。以民间故事为例，在国外同仁看来：“尽管大规模的组织活动是可能的，但民间故事的实地搜集却基本上只是一种个体的活动。”（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相比之下，中国为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所开展的这次普查，却是由各级政府文化部门所发动，吸引广大城乡居民参加，规模宏大的民间口头文学采录活动，即使还有不少死角，但其巨大收获已不能不令世人惊叹。

    这里还须指出，值得我们珍视的不仅仅是几百万篇的数量，还有它们的文化含金量。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发散出最强旺的生命力。因而这一时期采录所得的民间文学资料，和民间文学趋于衰落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所能见到的民间文学相比，便有着格外珍贵的文化价值。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这份文化财富的价值将更显其辉煌。

    2．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被列入国家艺术科学规划之列，近百年来，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学人，均被吸引在这一文化工程之内，因而它实际上是一项集体投入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强调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同时，将科学性置于首位，就成为这部大书的鲜明特质。如在选材上，强调“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材料”，反对用现代思想要求过去的民间文学作品，排除以“封建糟粕论”践踏传统民间文学的简单粗暴行为；在作品的文字写定上，一律用“采录”来取代沿用多年的“搜集整理”，使现有书面文本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口述原貌；既吸纳国际学术成果，又充分尊重中国民间文学实际状况，来改进民间文学的分类体系；每套集成既有总主编撰写的总序，还有各省市分卷编委会撰写的前言，分别对国家卷和地方卷选录的作品进行精要评述，它们紧贴中国和地方的历史文化特征来立论，在吸纳现有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常从鲜活材料中引申出新的见地。由众多学人呕心沥血写成的序文、前言汇合起来研读，实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从多个视角评述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篇精彩大块文章。

    此外，民间文学集成各卷还附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如传承人简介、重要传说故事分布图和故事类型索引、方言注释等，这些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赏析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精品，也为有关学人将中国民间文学引入国际学苑提供了方便。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性原则贯串在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的方方面面，使它成为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理与方法的集中展现和规范性表述。

    3．由于在总方案提出的三项原则中，全面性和代表性都突出地强调要选录“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作品”，“入选作品应注意在地区、民族、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的代表性”，因此有力地堆进了对众多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采录。不论是故事集成、歌谣集成，少数民族的作品在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故事集成四川卷还将境内彝、藏、羌、土家、苗、回、纳西、傈僳、布依、傣、蒙古、白这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故事和汉族故事并列成为十几个分卷，给人以鲜明印象。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语言艺术之丰富优美，深受海内外学人赞誉。在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下，上世纪50年代就掀起过开掘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热潮，并着手研究编写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这次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活动，成为了又一次广泛深入地开掘民族民间文艺宝藏的文化工程，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论述的关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成书后，不仅留下数量众多的资料本和原稿，为后续工作留下广阔天地，还给民间文艺学研究打造了良好契机。在学界获得好评的100多种学术论著，如袁珂的《中国神话史》，陶阳、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谭达先的《中国的解释性传说》、许钰的《口承故事论》、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万建中的《解读禁忌》、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大都是依托民间文学集成所提供的鲜活资料而成书。采录和研究是民间文艺学相辅相成的两翼。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早期深受英国和日本学派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向苏联学派“一边倒”，改革开放初期又紧跟美国学派的步伐，可以说直到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在集成编委会这个学术团队中，将基本理论方法和民间文学采录写定编辑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反复研讨琢磨，才得以从中国民间文学实际状况出发，有了一系列真正的理论建树，如民间文学分类体系的确立，“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对富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一系列民间传说圈的肯定，等等。许多基本理论方法不再是洋教条的生搬硬套，而是逐渐被中国化、本土化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正向成熟境地大步迈进。

    4．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出版，给海峡对岸的台湾以巨大震动。正是在祖国大陆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热潮的有力推动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学人积极行动起来，很快也掀起了一个采录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热潮，如“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主持采录出版了台湾卑南族、鲁凯族、赛夏族和金门、澎湖等地的民间故事集，“清华大学”的胡万川教授指导和推动了对台中、云林、彰化、高雄、宜兰、苗栗、桃园、台南等地的民间文学采录。台湾成功大学的陈益源教授在《台湾民间文学的采录》一书中坦言：“在观念和方法上，台湾民间文学采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启迪。”由此可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出版，不仅如同钟敬文先生所说的“在世界人民文化史上，矗立起一个文献金库”，还对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财富的整体保护传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