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戏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丹麦等国的５０位专家、学者在３天的会议中进行了８个场次的专题研讨，议题涵盖戏曲理论现状与热点问题、中国戏曲美学特征再认识、戏曲改革与当代戏曲发展、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构建等诸多方面。然而，从提交并宣读的论文情况来看，传统课题如古典文本、纯美学概念的研究依旧占多数，而真正观照舞台实践和相关现实问题的研究却数量有限，且良莠不齐。当代戏曲理论研究要想真正融入戏剧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与创作、实践紧密联接，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更加积极地拓展观念与视角，同时更主动地关注并参与当代戏剧实践。

    “静态”研究的深入与局限

    中国戏曲８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实在有太多奥妙值得仔细研读和反复探究。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戏剧发展来说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不断加深乃至匡正对历史文本、演出形态、美学概念的研究，对于指导中国戏曲的当世创作、当代发展无疑具有深远而不可替代的意义。

    此次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带来了各自领域值得尊重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葵重申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美学内涵及生命力，通过对“意境”、“神韵”、“本色”等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概念和范畴的再次辨析，提出其在现代理论中的运用、发展及如何激活古典戏曲理论生命力的命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华斌、安徽大学教授朱万曙等同样也对中国戏曲理论建设和美学体系构建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看法；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则从更广泛的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的迷思如何从一个政治隐喻演变成文化隐喻的过程，及其背后时代与艺术环境的变迁。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者也展示了各自对于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成果，内容包括比较文学或跨文化研究、单一剧种或艺术形式的特征研究、戏曲美学及古典理论研究。虽然和国内的戏曲理论研究相比，外国学者的研究大都偏于基础性研究，但是研究者数量的增多和领域的拓展仍然值得肯定并关注。

    根据统计，此次研讨会中半数以上的论文都是有关戏曲史论、美学、表演体系、古代文本等的“静态”课题。“静态”，其实并不是一种足够科学的说法，但是相对于舞台创作实践的风云变幻和戏剧市场发展的波涛暗涌来说，这一类“书斋式”的学问研究确实太过安静，其对现实的指导毕竟是缓慢而曲折的。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华生在梳理中国戏曲现代理论百年建设的发言中所表述的那样：面对当代丰富多彩的各戏曲剧种的创作和演出，戏曲研究队伍中的许多人对舞台不熟，较为注重文本、概念，而对表演、导演、音乐、舞美及市场运营、新观众心态变化等方面的研究较少、较浅。戏曲理论界与当今社会发展大趋势有所游离，对在社会转型期戏曲遇到的新问题，缺乏敏锐的反映和深入的剖析，因而与迅速发展的时代有所疏离，使戏曲理论逐渐边缘化。

    “动态”研究的拓展与瓶颈

    尽管研究力量的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研究方向与成果的倾斜，但在此次研讨会上我们还是欣喜地发现，仍有一批关注当代戏曲发展现实问题和参与一线创作的专家、学者带来了他们的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文峰对地方戏的形成规律和传承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曲润海从山西38个戏曲剧团生存状况研究了地方戏的保护继承与创新发展；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杜建华则从川剧６０年漫漫改革征程和２７年振兴探索出发，探讨川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新要求；著名剧作家罗怀臻以自身的创作为例，提出地方戏曲的“还乡意识”，并对当前的戏剧评奖、“非遗”保护、院团改革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台湾中文大学教授孙玫则从禁戏、改戏到“非遗”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出发，提出向“成功地保存自己的戏剧传统，几乎保存了历史上各种戏剧样式”的日本学习，深入研究他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所犯过的错误和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

    和以往同类的研讨会相同，在本次研讨会上，最值得关注并赞叹的，仍旧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安祈的研究和实践。作为理论研究者，她的发言“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京剧视听媒介对典范建立的作用及限制”，通过大量考据和调查对京剧传播媒介的演进进行梳理，探讨了唱片科技文明传入中国后，强大的传播力量对于京剧典范建立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及限制，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常年兼任台湾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使王安祈不仅能够深入参与到戏曲舞台一线的创作与实践中，先后为国光剧团创作了《三个人儿两盏灯》、《金锁记》、《青墀前的对话》等多部剧目，甚至参与市场推广与营销策划，最近她指导学生将日本漫画《狐仙故事》改编为京剧，在台湾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观众。台湾国光剧团副研究员张育华在本次研讨会上也进行了题为“论文化创意产业理念与戏曲传播之关系”的发言，该发言正是以台湾国光剧团近年来致力于“戏曲现代化”探索的各种成功尝试和经验，探讨戏曲文化价值的传播推广应当如何以“形塑文化品牌”为目标，在“重视作品优质内涵多元呈现”的同时，“更好地突显戏曲文化精髓的独特风采”。或许正如傅谨所言：“如果内地的院团都能有一个王安祈式的艺术总监，我们现在的戏剧转型和改革或许会进步得更快。”这虽然是一种理想的设想，但却又不失为一种可研究与思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