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其实需要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和理想的想象不能没有宏阔的影像激励，精神世界永远期望梦幻的艺术满足；但我们也需要真切生活的描摹，因为情感的抚慰和慰藉不能没有鲜活日常的细节表现的填充
文艺创作总难免被归入日常叙事还是宏大叙事的评判中，因为人们感知创作的情态和表现面貌，都自然会落脚在对日常现实的介入或是对历史时空的回望之中，而创作者进行艺术创作之时，也肯定会不由自主地面临拷问历史或注重个体情感琢磨的选择。宽泛而论，宏大叙事是世界通例，尤其是在影视这样一种艺术创造面前，世界各国都不乏宏大叙事创作，国家意识、民族生存发展的渴望、提升精神境界的情感期待等都不能不诉诸宏大叙事。尤其是经历了漫长、曲折、坎坷的历史的民族国家，对宏大的期望更是难以避免。从根本上说，精神的需要是宏大叙事所依存的最为重要的背景。
在中国的特殊背景里，人们对宏大叙事的格外钟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对于革命历史的宏观性表现，在《重庆谈判》《开天辟地》《大决战》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像透射中不难看到，而近年来电视连续剧中观照历史曲折的鸿篇巨制也纷纷涌现，诸如《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解放》等等。即便不是历史事件，在许多创作中我们也无法回避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生存背景的重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下述因素对于宏大叙事特别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悠长历史的积存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时空穿越故事，传扬数代的众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为回望与思考提供了相当丰厚的精神遗产，整个民族对于家国合一理念的依赖承传使得历史认知难以摆脱大处着眼的思维方式，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观判断等都是促发宏大叙事的重要动因。
尽管在宏大叙事为主流的年代，也不乏小叙事的创作出现，但它们的微末地位难以和受重视、被推崇的宏大叙事相比抗。而随着时代变化，日常叙事的创作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宏大叙事的转向也日渐明显。在大众眼里，还很难放弃对于革命历史和重大事件的期待，然而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人情感和遭际进行细致表现的创作。在新生代导演的第一批创作中，由于时代和个人阅历的局限，天然选择了个体所感知的现实生活，包括支离破碎、边缘题材、个体细节咀嚼等样貌的创作，显然不同于深含民族大义和宏阔社会背景的创作，在中国电影形态中留下了更具实感的影像表现，其中有的甚至以一些猥琐和杂乱的表现使得日常叙事的小众化和不入流成为人们明显的印象。对于一贯微言大义的宏阔创作而言，它们观照生活的路向别具一格。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创作中，以贾樟柯的《小武》为代表的创作，和主流形态创作开始为日常性表现张目的优秀创作一起构成了日常叙事的潮流。在《孔繁森》这样的主旋律创作中突出了一个优秀支边干部用胸膛为藏族老大娘暖脚的情节，擅长制造民俗奇观的第五代导演将视野落在乡野孩子身上的《一个也不能少》，都市生活的洪流弃之不用而流连在《背靠背 脸靠脸》的小小文化馆中的人际纠葛，咀嚼着乡村邮递员沉默寡言情态的散文诗般的电影《那山 那人 那狗》等等，改变了电影创作的基本走向。
变化的原因在于：首先，历史形态本身就具有艺术表现的复杂性，宏大和日常的交织和纠葛一直存在；同时，从宏大受宠到世俗受重视是时代变化的自然反应；进而，在宏大叙事越来越接纳和转向日常叙事的过程中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多样性；最后，不可偏废的创作多样性使表现不同的艺术精神成为最为重要的创作任务。
具体而言，首先是宏大历史主题对个性的吸纳描摩。历史形态本身就为艺术表现带来了复杂性，影像世界中没有绝对的宏大叙事，在广阔历史表现中关注日常或者试图用日常个体的行为来实现宏大主题是以往影像创作的突出印象。在十七年的电影创作中，如《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等优秀之作都不乏个性生活形态的表现，只是它们都归总在个体成长在旧时代受压抑残害、只有投身革命才能实现命运改变的时代主题中。即便是《今天我休息》表现民警日常恋爱也依附于爱民如子的要求中，《李双双》的个性十足更牵连在农村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题上。未必排斥然而却漠视日常个体的私生活，一度是在宏大叙事的无形权威影响下文艺创作的基本特征。
其次是个体生活牵连宏大历史背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从宏大受宠到世俗生活受重视的渐次发展，这是时代变化的自然反应。初始阶段的个体命运和个人情感表现受到重视，如《小花》对于表现战争中个人情感的突破，《人到中年》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生活情态的放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对于两性情感饥渴的大胆表现等，其实都还暗藏着大历史的主题趋向。影像通过个体折射宏大历史是因为，经历了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艺术必然观照历史，期望进入日常生活的愿景还自觉不自觉地牵连着时代命运。像《城南旧事》的创作已经出现，预示了时代变化的悄然而至，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在那时标志性的第四代电影人的代表性创作中，《邻居》《沙鸥》《野山》等，和第五代电影人的《黑炮事件》等，依然蕴含着重大时代背景。在一个期待表现人性生长的时代，电影人开始分割宏大叙事主导地盘的时候，并没有做好日常叙事的自身心理和思想整体准备，也是实属必然的。但８０年代后期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已经大踏步进入了个人化天地，在《人生》《老井》《青春祭》等一批创作中，对人生丰富性的表现深深吸引人心。
再次，时代造就了艺术方向也局限了艺术表现，但开放的步伐在９０年代迎来了现在才能看清的跨越式变化：多元开放的思想、市场转向的体制、人性意识的深度等。进而，在宏大叙事越来越接纳和转向日常叙事的过程中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９０年代，不仅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凸显了个体叙事，他们极端化的背后也预示着时代变化的趋向，而主流电影创作走向个体和日常生活叙事或许更为明显。《秋菊打官司》关注个体命运追求、《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埋伏》等注重个体细节表现的创作大量出现，标明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影像时代已经落实。早在８０年代末期，以王朔顽主式的电影为代表群发式出现的娱乐化走向虽然令人感到奇异，但遭致的批评远大于观众的接受，而在９０年代以降，影像中丑星兴旺、日常化兴旺、不避庸碌生活形态的创作大量出现，和宏大叙事形成相当程度的分庭抗礼状态。这无疑具有时代变革意义。到了新世纪后，连《无穷动》这样胶着于细微情感和无聊生态表现的创作都有了立足之地，这也昭示着创作的开放。同样在电视剧中，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为轰动效应的大众电视剧热播，以及当下细碎生活流的家庭电视剧不断产生，更是显明了影视艺术向大众微末生活靠拢的趋向。
最后，影视人在进入２１世纪后的几年间，以精神生活表现为重心来支撑影像创作多元性，无论是主旋律创作、宏大叙事还是日常生活描摹，都开始切近以人为本的宗旨，致力于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多样性，艺术精神表现成为最为重要的创作任务。中国电影的发展为宏大叙事和微末叙事的共同存在都提供了场域，大制作包括宏大叙事的作品继续出现，更多描摩常态人生的创作积累起丰富的电影产量，而兼顾大背景和日常生活的创作成为重要的银幕存在。在越来越成为国人电视消费主力的电视剧创作中，既有宏阔的历史表现，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剧作。第２７届电视剧“飞天奖”授予的９个电视剧一等奖是《潜伏》《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戈壁母亲》《静静的白桦林》《喜耕田的故事》《十万人家》《周恩来在重庆》，表现生活常态的作品占据了绝对优势。时至今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冗长细碎的生活剧红红火火地充斥着几百个电视频道。
时代发展无疑是宏大叙事变化的根本性原因。但观念演进和艺术审美循序渐进的嬗变之中的因素值得关注。前所述及，宏大叙事的存在和民族历史文化厚重相关，没有这一基础，难以想象表现内容的落脚点何在；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偏重宏大叙事也和意识形态主观促发不无关系，建立国家意识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要求使得影像更多表现也是常理；在老一代人回望历史遭际时悲怆的心底感悟也是一种推动和接受因素；国人对民族历史的不断总结和思考使得宏观观照成为影视表现的需要。
但显然，变化的机缘在于观念开放和眼光向下向内的转变。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对民生的关注，影视创作宏大叙事的角度和内涵都有了微妙的变化。以电影为例，《云水谣》和《集结号》的出现使得习惯宏大叙事表述的人们看到了国家形态、历史认知的明显改变，无论是对于战争的思考、对于人在历史周折中的命运变迁的描述、对于执着理想的评价，两部作品都给予更为人性化的表现：为了爱和为了诺言的信守，可以跨越千山万水、超越时空。我们看到主旋律习惯的历史表述注重人本精神的明显转向，而大众的亲近感和震撼度都明显增强。向情感偏移，向现实切近，是宏大叙事越来越淡化高悬与空阔，越获得百姓欢迎的主要原因。
对宏大叙事把握上的变化，体现在影视中是更多靠拢日常叙事的艺术表达，并且相当程度改变了宏大叙事高不可攀的距离感。即以２００９年为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献礼的许多创作为例，将重大历史落脚在个体感受的细部上来表现，人间烟火的亲近感明显浓厚。譬如电影《天安门》将新中国成立重大事件转换成晋察冀军区文工团几个小小的美工身上，大事不差、小事鲜活。而电影《沂蒙六姐妹》将人们早已耳熟人详的沂蒙山革命历史的激动人心寄托在几个女性坚韧可爱的生活经历中，影片既充满对于历史的真切感受，将已经被现代功利的人们遗忘的历史感知呈现在银幕上，又充满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们难以抑制住内心奔涌的感动而融入创作影像之中，由此激发我们对历史的尊崇。《沂蒙六姐妹》的价值在于让人们看到了艺术对于历史的认知在复归。在我们这个时代，造就新中国的历史已经被相当大程度上淡忘了。我们其实仍然需要尊崇的英雄和百姓，这已经不被大众所认识，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国，但我们对于自己建设历史的淡忘，对造就目前中国的牺牲历史的忽略，其实是自信不足与数典忘祖的结果。创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切情感和由此以艺术形象带动人们重新看待历史的意义，是影片超越所谓主旋律创作窠臼的现代意识的体现。中国艺术太需要重新焕发起人们对于自己的历史的尊崇，而敢于承担和善于承担的艺术家就是时代的骄子。《沂蒙六姐妹》对于人文情感的展现是其价值中心：一群女性在战争中能做什么，能展现什么？苦难和残酷一般而言是战争不能少的体现，但影片一再给予我们的不是苦不堪言的负担，而是为了生活的心甘情愿的奉献，因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在那样的环境中必须顽强的生存。
日常化叙事的魅力在于亲近生活大众，尽管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在日常化叙事中也出现了随意择取现象的毛病，放大生活矛盾而陷入鸡零狗碎的庸俗娱乐窠臼，但诸如《金婚》《王贵与安娜》等电视剧创作对于历史人生的丰满、鲜活的表现，对于现代观众而言更容易投入情感，并获得心灵呼应。
我们其实需要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和理想的想象不能没有宏阔的影像激励，精神世界永远期望梦幻的艺术满足；但我们也需要真切生活的描摹，因为情感的抚慰和慰藉不能没有鲜活日常的细节表现的填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