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展标、红色地毯，由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的开幕式上，《歌唱祖国》的乐音绕梁不绝，因为它在展览的１０２件国画、油画、雕塑中被承载——从《虎门销烟图》到《五四运动》，从《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到《新中国诞生》，从《跨过鸭绿江》到《南巡途中》，从李大钊、鲁迅、聂耳到宋庆龄、雷锋、袁隆平……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１６９载抗争、革命、建设的风雨历程，１６９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和建设新中国所涌现的风云儿女，如乐声中的高音谱号一般夺人双目。

    第一次国家动员百余名创作者参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第一次系统地选定题材和公布实施，第一次国家财政投资１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工程的实施和收藏展示，６０年新中国美术，似乎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历史画创作，迎接的也是新的挑战。

    大的、红的与旧的——图像的挑战

    ２６３×７８５、４００×７２０、２７０×５５０、４００×４８０、３６０×９００……展览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题材之重，更有尺幅之大，几乎每幅作品都要顶天立地，挑战中国美术馆天花板的高度，以至于不少观众和业界同行感觉太“满”，并由此生出“这么大的作品，以后能在哪展览”的忧虑。但画下人物足有真人大小的国画《大地回春——土地改革》的谢志高认为，有一定的尺幅，才能在其中较为完整地处理题材——《美杜莎之筏》４９１×７１７、《庞贝城的末日》４５６×６５１，《亨利四世升天和玛丽·德·美第奇摄政》３９１×７２１，《拿破仑加冕》６２１×９７９，此项工程的作品正向西欧历史题材的油画名作靠拢——至少，在比例上。

    但在画面中，仍有中国特色——对红色的运用。１９９３年导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斯皮尔伯格不知道，当面对辽沈战役和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这两个主题时，宋惠民和张国琳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自己对场景和色彩的处理并得到启发：在激烈的黄褐色调的油画中红旗不倒；在工笔国画中，只有１８位农民按下的“生死印”鲜红如初。“你去中国美院附近的画材店买红色，人家都会告诉你，红色全被许江买走了。”《１９３７·１２·南京》创作者之一许江“正经的玩笑”，和百余位艺术家在画面中、在雕塑上，对红色的运用甚至偏爱，恰恰反映了红色，是百余年中国历史最耀眼的颜色。

    对于红色，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历史画也做出过思考，而对于将近一甲子之后的工程作品，挑战还来自这些经典作品的“换一种角度试试看”。《开国大典》与《新中国诞生》，《地道战》与《华北地道战》……当那些照片似的让人物站成一排、拼贴或者纪念碑式的作品有可能经受时间的严峻考验，不少画家选择了回归西欧经典并在此基础上另寻“求生”渠道。像《鲁迅在上海》、《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唐山大地震》、《铿锵玫瑰——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抗击非典》一样采用三联画的形式拓宽表现空间的不在少数；王迎春、杨力舟将太行山八年抗战浓缩在一幅画中，“远看是未来主义，近看是现实主义”；王国斌、周景伦、徐冰创作的《地道战》采用散点透视，作房屋剖面处理，偏金属色的色调土而不闷，烁烁有响；张培成的《五卅惨案》人物变形，神态木讷，其实用荒诞的手法表示对强权的愤怒和抗议。“蒋兆和的《流民图》，丸木位里、赤松俊子的《原爆图》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都是反映二战题材的，但它们有不同的视角、立场，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工程的创作者也是这样。”评论家刘曦林认为。

    在事件中穿梭——历史的挑战

    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是，程丛林的作品是重画当年只能登在杂志上的《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能学油画真是万幸，后来画《１９７８·夏夜》表现青年一代渴望知识；今天重画，希望与商业和信息时代拉开距离，如实展现中国改革初期的动人之处”——动人之处在哪里？“那个时候，一切都缺，除了希望。”程丛林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如何看待１１０余年前公车上书？“从直接生活中感受不到的，我可以从间接生活来考量——看书、采访、调查研究，他们是生活中的人，他们思考的问题——国家前途与时代命运的碰撞，在我们今天也能体会得到。”《公车上书》的作者孔维克说。当代人如何对待７０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由诸多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组成，借助事件在有意义的关联中探寻背后的历史逻辑。”孙景刚的想法，在《１９３７·１２·南京》中构图成为坑上的杀戮与坑下的惨状，日军的枪声与婴儿的哭声打破画面的宁静——徐芒耀在创作《新四军——车桥战役》时所说的，在“画面中当能听见子弹呼啸，能闻见硝烟的味道”，大抵同样道理。当代人如何表现２０年前的女排精神？“女排精神是在我们刚打开国门，发现我们落后于世界时，在体育上取得的成绩，这种拼搏与自信发展成为了振兴中华的集体意识。所以我把这种意识放在１２个女孩所代表的新时代的妇女形象上，她们不同于古代的仕女，也不同于《红色娘子军》、《八女投江》的悲壮、惨烈，而是昂扬、乐观，有着时代的精神指向。”《铿锵玫瑰——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的作者华其敏说。

    “在历史画创作中，处理繁冗复杂的史实表现时，不是完全采取叙事的手法，在创作观念上偏向写诗，着重对历史感情的抒发。”《虎门销烟图》的创作者李延声说。“一个现代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打开历史的大门，走进历史生活中去。”杨松林说。打开“大门”之后，画下《江南制造局》的姜建忠发现，历史的重叠和延续，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上，而是一根线上。在历史中思考历史，《马拉之死》、《希阿岛的屠杀》、《禁卫军临刑前的早晨》、《开国大典》，历史上画历史的名作概莫能外。

    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负责人跟罗工柳说，希望能出５张在历史上站得住的画。罗工柳回复：５张没把握，出３张有可能。５０年过去，今天的１００件作品，哪些是工程最初设想可以出现的传世之作？不看大小、材质，不看３０万元还是５０万元的收藏费，而是看作品如何在历史中发散感情与思想，是否传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历史、传统与民族的精神诉求。——谁的声音会更嘹亮久远？之后的历史会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