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东北喜剧小品领军人物之一崔凯生于１９５１年，几乎与新中国是同龄人。６０年光阴流转，沧桑巨变，他的创作始终与祖国沧桑巨变紧密相连。如喜剧小品《十三香》《对缝》《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老拜年》《过河》《送水工》等作品，回响着作家对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脚下这片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变的思考。近日，笔者对崔凯进行了专访，他畅谈了自己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经历以及他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关注这个时代，关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变化。他说，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是他的艺术追求。
儿时记忆为他打下平民作家的基础
对崔凯的采访是从他对生活的认知开始的。他是一位创作颇丰的剧作家，他的作品被观众熟悉，但他对生活的一些感受、经历却是鲜为人知的。崔凯生在辽北法库的一个小山村，他上小学时赶上了大跃进，印象里他的哥哥姐姐们挑灯夜战搞深翻地大炼钢铁，把家里的锅、铜盆、柜子上的铜把手，都拿下来去炼钢铁了。很快他就赶上了３年困难时期，他最强烈的记忆是挨饿。当时最刺痛他幼小心灵的事有两件：第一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看到母亲脸肿了，肿得像洗脸盆那么大，把他吓哭了。姐姐就赶紧叫父亲回来，父亲说是吃野菜中毒了。那时每人一天只有3两粮食，吃不饱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充饥。母亲把这点点粮食都给他们3个兄妹吃，自己顿顿吃野菜。第二件事，念三年级的时候，有个姓李的同学，到水库里摸蛤蟆吃，滑到水库里淹死了。乡亲们把他装在马槽子里，抬到北山上埋。在往山上抬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他在雨中看到小伙伴被送到山上埋葬，心里很难受，眼泪像暴雨一样哗哗地流。童年的这些经历，使他与最基层的老百姓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农民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着他
崔凯１６岁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父亲怕他出去造反，把他关在家里学医，从此他跟着父亲学中医，１９岁当上了生产队政治队长。这期间他除了每天和农民在一起种地干活外，还给农民看病。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农民艰苦的生活给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样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崔凯却感受到了农民那种坚韧不拔、苦中找乐的生活态度，农民们是那样地喜欢艺术，有的农民会唱二人转，队长就不让他干活，叫他在田间地头给大家唱二人转。
农民的贫困，一直深深地印在崔凯的心里，但农民乐观向上的精神更感染着他。于是，１９６９年他在煤油灯下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小话剧《忆苦思甜》、小歌剧《让水》、小评剧《卖猪》等作品，参加了县里的调演。１９７１年春天他带领社员们把地种了，庄稼苗刚刚破土，他接到了公社的通知，铁岭地区文工团调他去搞创作，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转身步入了文坛。真正拿起笔当上作家了，崔凯一再提醒自己，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５年期间，由于他心里想说的话不能写、也不敢写，所以他迟迟没能拿笔写东西，但他在不断地充实自己，偷着看了很多中外名著，如《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戏剧集》《关汉卿全集》《我的艺术生活》等作品。白天不敢看，晚上在办公室看，可是还是被人发现了，说他是抱着文艺黑线的大腿不放，成了批判对象，差点改行了。
假如他真的改了行，没有崔凯后来创作的喜剧小品，赵本山、范伟、黄宏、潘长江、巩汉林等一批优秀演员是否还能在央视春晚迅速蹿红？
《摔三弦》使赵本山登上艺术舞台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崔凯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时期。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７年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在东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攀亲家》《摔三弦》等作品被专家誉为东北二人转和拉场戏中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作品。这些作品以鲜活生动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评剧、吉剧、辽南戏都移植过他的作品。特别是１９８７年他为赵本山、巩汉林创作的《十三香》在辽宁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出后引起很大反响，从此催生了东北喜剧小品的兴起和繁荣；同时，这也是赵本山、巩汉林等青年曲艺演员从二人转、相声领域跨向全国著名笑星的起始之路。
１９８１年铁岭地区成立曲艺团，他担任了副团长，以前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丰富的营养，他从一个农村青年到生产队长，走上创作道路，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他对生活的认识更深刻，知道广大人民群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１９８１年他为赵本山写下了第一个作品《摔三弦》，赵本山也是因为这部作品开始受到观众的喜爱。
１９８４年崔凯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系统的文艺理论学习，使他有了更多的创作冲动，他要用他的笔来反映社会美好变化，如电视剧《绿色的旋律》、秧歌剧《新娘泪》等作品。１９８６年他调到了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１９８６年底他写出了《十三香》，１９８７年写出了《对缝》，后来又创作了《老拜年》《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过河》等一系列作品，推出了赵本山、黄晓娟、巩汉林、潘长江、范伟、李静等很多小品演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担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后，崔凯的眼界更宽了，１９８９年，他带着二人转转出了国门，参加了日本富士山国际演剧节，得了团体银奖和3个单项金奖，这是东北二人转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细心的观众都会感受到，崔凯的作品里，最多的就是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底层生活的关注，如《送水工》《不差钱》等，都是随着百姓生活的不断变化，他从捕捉生活细节入手创作出来的。
《红高粱模特队》就是他和赵本山等人去大连皮口体验生活时受到启发创作的。崔凯说，当地几个家庭妇女组建的缝纫社发展成为服装集团，生产的服装出口到很多国家，那个董事长是个老太太，很兴奋，办了一个小小的宣传队，给我们表演节目。台上农民模特队走着自信的模特步，他们的模特步看起来有点儿可笑，但却让人们看到，在改革的春风下，一个贫困乡村的农民们不但解决了温饱，还把她们的服装销往国外。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他，他看到的是农民精神上的变化和追求。
随着农民生活变化而变化
崔凯坚持他的作品“选高处站，向宽处行，找平处坐”。他说，和老百姓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什么心里话都会跟你说。到农村和老百姓拉家常，是吸取文化，而不是文化扶贫。东北黑土地文化在黑土地上产生的变化，不能靠想象得来。如崔凯应赵本山的邀请写的《乡村爱情》主题曲《老地方》。这个老地方是象牙山，谁能知道这是崔凯三访象牙山的结果。２０００年以后，他创作的《送水工》《老伴》《说事》等作品，以更开阔的眼界审视生活，从更宽阔的层面开掘题材。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表现普通妇女含辛茹苦供儿子出国留学的内容，也有描写退休老工人夫妻之间的感情波折的，还有对群众看病难的现实关注。可以说，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单纯娱乐搞笑的无聊之作。
崔凯感慨时代的进步与变化，他说，过去的那个年代他不敢说真话、说心里话，现在他敢说真话、说心里话，而且说真话、说心里话的作品才更受老百姓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