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解放》剧照

    为什么要写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

    《解放》，是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具有史诗品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解放》，是我写的系列电视剧《长征》《延安颂》《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之第三部。如果完成了《解放》的创作，我就用电视这一受众最多的媒体，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自长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假如说这4部电视连续剧所反映的历史是一部交响史诗的话，那么位处第三部的《解放》，恰好就是这部恢宏的4个乐章的交响史诗的“黄金点”。请看：

    《解放》，所依托的历史背景是3年解放战争。首先，让我们回眸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有哪一个王朝因兴衰而起的战争可与之相比？没有！秦朝覆灭后发生的楚汉相争，基本上在长江以北的黄河、淮河流域；东汉末年发生的三国之战，也不过限定在黄河、长江两岸……而解放战争则是一场北起白山黑水、南到天涯海角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再者，解放战争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内涵：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是解放战争的起点。那时的蒋介石手握近400万美式装备的大军，声言3个月消灭“土八路”，统一全中国。其威，其势，当年的西楚霸王也难以与之相比！3年过后，蒋介石虽未上演乌江自刎的悲剧，却怀着无限的遗恨逃到了台湾。而蒋氏演出的这段历史悲剧所留下的教训，还不足以使后人深思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靠着几十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被迫应战。3个月后，丢掉了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接着，华北根据地首府张家口失守，华东根据地中心临沂被占，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被迫撤出……但是，有了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最终上演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史剧：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消灭了国民党200多万精锐部队。从此，天下大定！而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演出的这段辉煌的史剧，其胜利的经验还不足以使后人多问几个为什么吗？

    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利用楚汉之争塑造了刘邦、项羽、萧何、张良、韩信……一批马上打天下的英才；借助三国之战演义了刘备、曹操、孙权以及关、张、赵、马、黄等艺术典型。我作为一名党员、老兵，有义务再现这段历史，有责任把毛泽东、蒋介石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帅化作艺术典型，并传扬后世。自然，我也要花大量笔墨去写“载舟覆舟”的人民！

    这就是我写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最主要的目的！

    如何写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

    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是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正剧。因此，剧作家必须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正确地认知这段历史。同时，还要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

    判断一个政党、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他的宣言，更不是看他在日记中怎么写的，而是看他的政治行为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前进，甚至拉了历史的倒车。3年解放战争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欢迎的。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倒行逆施，为人民所唾弃，也为历史所证明。

    但是，近来海内外有一部分人有意编造“历史”，在贬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同时，公开地为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大唱赞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日记，则是由个人写的。因此，日记不仅有着很强的个人色彩，而且也一定会反映出写日记者的爱恨与好恶。作为政治家——尤其是那些曾经影响过历史进展的政治家所写的日记，那就更是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对历史进行取舍，甚至还要经过御用的刀笔手对历史进行歪曲。这是孩童都懂得的一般道理，可有些自称是权威专家的人却喋喋不休地向世人宣示：要依据政治家写的日记论定其历史功过。史实是这样的吗？请看：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遂偕尚未结婚的宋美龄赴镇江焦山，于清静的庙宇之中私会数日。可蒋氏的日记中就回避了这段令“出家人”望而脸红的经历；

    “西安事变”之后，由陈布雷捉刀代笔的《西安半月记》又是何等的虚伪，连宋美龄写的有关著述都不与之保持一致，这是世人皆知的丑闻；

    解放战争的后期，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重庆等城市残酷地杀害了那样多的志士仁人，请问在他的日记中有一点体现吗？

    再如，大陆出版的《蒋经国自述》，连贵阳于１１月１５日被刘邓大军攻占的事实，都写成了１１月２５日“贵阳失守”，等等，请问这种日记还有多少可信的史实呢？

    为此，我作为一名年近七旬的作家，坦诚声明：我写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不仅运用唯物史观解读这段历史，而且还要摒弃有人利用日记等手段编织的虚假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还要依据比较翔实的信史——大胆地借用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载体，再现中华民族在这3年解放战争中所获得的真正解放。

    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遂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此，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逐渐沦为亡国奴。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爱国之士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在不停地斗争着。洋务运动失败了；君主立宪变成了帝制解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图强之路处处碰壁，难以走通；就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吧，真可谓是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奋斗终生，然而当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还是不无遗憾地向后来人呐喊：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是，自从神州大地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才有了真正求得解放的希望。2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坎坷多难的革命——包括克服自身的错误，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为此，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艺术地再现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革命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最终的正确选择！

    然而，某些高傲的且唯我独尊的艺术家，却公然反其道而行之，有意为逆潮流而动的蒋介石大唱赞歌，就是写到风雨飘摇中的蒋家王朝大厦行将倒塌之时，他们也在低吟由内心发出的哀歌。

    当我写到平津战役的时候，有人也曾公开力主应以傅作义将军起义为中心事件进行布局、写戏。理由嘛是简单的，没有傅作义将军的起义，平津战役不仅会炸毁历史古城的文物，而且还会死伤难以计算的无辜，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写是新的视角，能出戏，有收视率，等等。对此，我讲了如下这段话：“平津战役的主角自应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因为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且又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北平模式’。相反，傅作义将军经常和共产党为敌，就是到了平津战役开始以后，他还多次电示天津的陈长捷顽抗到底。待到新保安战役以及四野百万大军入关之后，他才被迫选择和平起义。因此，我写《解放》只能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其它！”

    与此同时，还有好心的朋友向我建议：《解放》的笔触应放在第二条战线和地下工作者的身上。更有甚者，还建议我写国共两党把特务派遣到对方决策者的身旁，声言不仅戏好编好看，而且收视率会创下新高。对此，我笑而答说：

    “《解放》是一部史诗品格的正剧，我只能采用诗化的艺术手段去写史的品格。就是写到双方互派地下工作者的时候，也只能像《三国演义》学习，决不会像某些电视剧那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身边安插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和我们的警卫干部谈情说爱，进而完成刺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的任务！再者，《解放》所反映的历史距离今天实在是太近了，很多当事人仍然健在于世，他们绝不希望我写的《解放》是一部胡编滥造的作品！”……

    由此可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进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何等的不易啊！

    《解放》必须是艺术地再现历史

    在我创作《长征》《延安颂》《开国领袖毛泽东》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作的过程中，我摸索并坚持了如下的艺术创作原则：

    首先，《长征》等革命历史剧虽然是以厚重的历史为基础的，但它绝对不是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而是经过剧作家艺术化了的历史。直言之，它是属于艺术品类的。为此，我必须把史学家的史学思维转化为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并进而把历史转化为艺术。

    其次，由于我更希望《长征》等剧作不是史而是诗，因而就要求自己必须自觉地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一句话：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剧作中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艺术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剧作中的历史人物的工具。所以，我在剧作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就变成了典型环境，所塑造的历史人物也就是艺术加工后的典型。唯有如此，作品才会具有艺术所独有的那种打动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再其次，为了《长征》等剧作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品格，我还必须向《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学习，向大戏剧家关汉卿学习，向英国的莎士比亚学习，向近现代一切优秀的戏剧名作学习。如果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希望在学习古今中外艺术名作中，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史诗品格的作品来。

    但是，我在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过程中，既受到了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非难。最典型的观点有二：一是说以宏大叙事为载体的《长征》《延安颂》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并断言必须打破《长征》《延安颂》的创作模式；二是公开主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让重要历史人物站到“二线”，让虚构的小人物成为“主角”，要用虚构的小人物“带动”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以虚构的叙事“带动”真实的历史，等等。为此，我撰文严肃地批评了这些观点。

    就在我写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的过程中，一种“泛人性论”的观点认为我写的《解放》剧作中的历史人物没有人性高度，对人性开掘也缺少深度。更有甚者，他们并未看过我写的《解放》剧本，就以所谓“站在人性的高度”说三道四，有的还设法阻止《解放》的投拍。为此，我先后做了如下答复：

    其一，人性，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课题，也是作家、剧作家为之终生奋斗的一种目标。但是，它不是衡量艺术作品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能解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成功所在。世人皆知，《三国演义》不仅没写诸葛亮和一位丑夫人生活在一起的所谓“人性”痛苦，也没有去写张飞等人那种“拉郎配”式的错位恋爱，自然，这部古典名著所写的历史人物也都不存在所谓“人性开掘”。然而由于全书不仅写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大势，而且还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智慧，因此，它是我国古代当之无愧的传世名著。就说以揭示“人性深度”而获成功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吧，他十分清楚《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是不同性质的题材，遂采用了不同的艺术视角和创作手法进行写作。结果，以“人性开掘”为目的的《复活》获得了成功，以史诗风格领一代风骚的《战争与和平》也成为名著。这说明同一作家对不同题材的处理也自应是不同的。

    其二，人性，绝不是描写男欢女爱的专利品。如果按此标准审视我国古代的一些作品，如描写中华民族古代女英雄的《花木兰》就是败笔；再说名著《西游记》中不近女色的唐僧、孙悟空等，也将是没有“人性”的典型人物。由此可知，文学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质，而且还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可以断言：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花木兰》将会继续传之后世；专写敢于造反、勇于克服困难的神话名著《西游记》，也依然会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

    其三，人性，不是描写爱汉奸、美化敌人的遮羞布，更不是触犯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借口。近来有一股风，吹捧张爱玲爱大汉奸胡兰成是真正的人性，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这最伟大的人性却不屑一评。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歌颂日本侵略者翻然悔过是人性深度的开掘，对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身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烈士所表现出的最伟大的人性却从不扪心自问：这种伟大的人性应不应该去开掘和歌颂？但是历史已经或必将做出结论：为汉奸张目就是对中华民族道德的背叛！

    我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忠诚子孙，同时还是一个老而弥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会为了所谓创作的新视角、最高的所谓收视率，去篡改用烈士鲜血浇铸的中国革命史。当然，更不会听任那些“泛人性论”者的指挥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当一名汉奸文学死而复活的帮凶！

    以上所云，就是我写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所遵循的艺术创作的原则。

    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时播出，愿听到广大观众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