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正在京城隆重上演，让人们不禁回想起４５年前为向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之下，凝聚了包括中央、地方、部队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北京工人、学生、业余文艺积极分子３０００多人的心血，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经典之作。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当年参加《东方红》演出的部分艺术家，听他们述说当年参演中的点点滴滴。——编者
周巍峙： 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１９６４年，适值国庆１５周年。从这一年７月２０日开始，周总理几次把周扬和中宣部、文化部、对外文委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去，研究解决国庆创作演出问题，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参加了这些会议的讨论。
“我们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将之前一些广泛流传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进行加工提高，创作出一部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的大歌舞，我们拟出创作方案和排练计划，于７月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周巍峙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周总理还亲切地对我们说，万一‘十一’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周总理体贴入微的话，增强了大家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此后，《东方红》的创作组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回忆那时的工作，周巍峙说：“周总理为《东方红》的创作花费了很多心血，他参与《东方红》活动约有２０次之多，他来的时间多在晚上接待外宾或宴会之后来看排练或谈工作，有时谈得很晚。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总理汇报情况，请示问题，或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向我们传达总理指示，回答所有问题。周总理在艺术表现上有不少想法，对我们很有启发。因此大家都说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据周巍峙介绍，根据周总理的部署，《东方红》采用军民合作方式，大批部队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创作和演出工作，由于部队文艺工作者以身作则，地方上的文艺工作者也表现积极。因此，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得以发扬起来，有力地推动了这支文艺队伍思想的提高和作风的转变。在具体创作中，周总理常常提醒创作组，进行革命文艺创作，要走群众路线，发扬学术民主。在《东方红》的创作中，领导、专家、演员一道讨论，专业与业余共同研究。周巍峙说：“大家融入集体之中，毫不计较，大家共同的目的就是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几十多年过去了，周总理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的情景，犹在昨天，历历在目；周总理说过的许多话在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这部体现着毛主席的关怀，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记录着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的音乐舞蹈史诗将载入史册。”周巍峙说。
王昆： 《农友歌》唱出精气神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早在解放前就以扮演《白毛女》中喜儿广为人知的王昆在其中的“秋收起义”一场中领唱《农友歌》。３９岁的王昆嗓音嘹亮、气宇昂扬。
王昆回忆说：“４5年前我参加《东方红》演出时，导演让我唱《农友歌》，我想一定要唱出特点来。”因此，一向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规律的王昆在作曲家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当时我找了湖南的同志跟他们学说话，后来就成为现在的版本了。”王昆在作曲家原有的曲调上，融进了湖南民歌的韵味，非常有特色地唱出“……往日穷人矮三寸（那），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那）……粗黑的手哇掌大印（那），过去咱农民，如今咱当家做主人（那），共产旗帜照人心（那）……”这歌声让翻身当家作主的劳苦大众心怀激荡，让广大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演完后原作者相当满意，《农友歌》也成为了传世之作。
当年，毛主席在看到王昆演唱的《农友歌》时兴奋地作出了一个威武姿势，并称赞道：“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概哩！”周总理则多次称赞王昆道：“王昆，你是２０年前《白毛女》，２０年后《农友歌》啊！”
才旦卓玛： 毛主席教导我要好好唱歌
１９６４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上演，才旦卓玛在《东方红》中以一首《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向全国人民亮出了自己浑然天成的嗓音。
《东方红》可以说是各民族演员的一次盛会，周总理希望能在演出中体现全国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大图景，才旦卓玛说：“周总理指示，少数民族自己的人能做这个节目，你们想办法和少数民族演员联系，让他们来参加。”后来，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告诉她：“文化部来了通知，北京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让你参加演出。”
《东方红》的演出取得空前成功，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才旦卓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抑制不住有些激动，她说，“当年我是惟一 一个跟毛主席握手的演员！”“当时毛主席接见全体演员过后，要和大家合影留念，我的位置正好在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座位后面，我多么盼望能和毛主席握握手，表达一声问候啊！但怕违反纪律，就没有那样做。倒是周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我的手对毛主席说：‘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藏族歌手，领唱《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的就是她。’毛主席亲切地看着我，连声说‘好、好。’边说边把手伸向我。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温度。”
谈到参加《东方红》演出的经历，才旦卓玛说：“《东方红》演出的过程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心。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
胡松华： 写《赞歌》 唱《赞歌》
胡松华原定在《东方红》第四场中担任《松花江上》的演唱。彩排的过程中，总指挥部传达了周总理对节目彩排的意见。原来第六场都是舞蹈节目，只有后面有一首藏族歌曲，周总理提出为增强祝贺新中国诞生的欢庆气氛，在第六场前段加入一个男高音独唱，最好采用蒙古族的音乐风格。“当时由于领导了解我刚从内蒙古草原体验生活回京，并且我的成名曲《森吉德玛》和《丰收之歌》也是自己编创的。加之当时专职的词曲作家大部已经完成任务回原单位了，所以创作和演唱这首新歌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胡松华说。
接到这个任务时已经过了晚上１２点，胡松华既激动又紧张。胡松华赶紧跑回驻地写歌词，“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递交的歌词审批通过后，他又跑回驻地编曲。为在当时的京剧“水旗舞”后创造出“闹后取静”的气氛，胡松华在歌曲开头创写了四句无词的新长调，为了表达周总理提出的崭新情绪，只有突破故习，创造性地将蒙古族长调和短调“联姻”起来。后段音乐筛用了草原民歌因素融汇演唱。就这样，胡松华哼唱编写了一夜，天亮时便把作词、编曲的新歌定名《赞歌》上交领导。经过紧张的乐队配器、编舞及合乐排练等，两三天后，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观看了《赞歌》的演出，高兴地一遍通过。
《东方红》演出后，《赞歌》很快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也唱出了国门。１９６５年《东方红》拍成电影后，胡松华被选调随周总理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１０周年大庆活动，《赞歌》被定为每场必唱之歌。此后经过国内外数千场的演出，他又不断地进行自我突破，使它常唱常新。“在欢庆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的伟大节日里，也恰逢我作为共和国多民族的儿子从艺６０周年，为此，我将用７８岁的歌喉高唱一首《赞歌》的姐妹篇《再举金杯》，向英雄的祖国母亲献礼。”胡松华说。
李光曦： 参演《东方红》是一生的荣幸
李光曦是在１９６４年９月中旬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参与《东方红》演员选拔的。他要参演的是《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的《松花江上》，是一首抗战时期代表性歌曲。
“１９６４年，恰逢国庆１５周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心情欢畅。排演《东方红》时，演员们积极性都很高，自觉参与，思想集中，虽然是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但在排演中，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困难，我们很快领会领导意图，进入角色，投入演出。”李光曦说。在演出中，李光曦与另一位女演员扮演成兄妹，因家乡遭日寇侵犯，流亡他乡。李光曦感情很投入，唱起来声情并茂，演唱很快就通过了。
１９６５年，《东方红》要拍成电影，李光曦参与了拍摄。周总理非常关心创作，常常来观看拍摄。有一次，李光曦唱完之后，听到鼓掌声，一看原来是周总理来了。总理夸他唱得好，并又提出建议：原歌词中的“爹娘啊”更多表现的是个人情感，能不能改为“同胞啊”，这样情感表达就更宽广厚重？大家一致认为总理的提议非常好，歌词由此作了修改。
李光曦说：“能够参与演出《东方红》是我一生的荣幸，４５年过去了，当年的种种细节我记忆犹新。”
邓玉华： 深情演唱《情深谊长》
《东方红》首演的时候，邓玉华并不在北京，而是跟随刚刚成立不久的东方歌舞团在非洲、西亚的５个国家进行演出，用文艺的形式增进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回到北京之后，邓玉华就接到了《东方红》导演组的通知，要演唱其中表现红军过彝族聚居区的歌曲《情深谊长》。
接到演出任务，邓玉华又高兴又紧张。“《东方红》作为向新中国成立１５周年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首演之后，轰动全国。这场演出集中了艺术界３０００多位演员，其中包括很多有造诣的艺术家，而且演出组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复排是在首演基础上的提高，我感觉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情深谊长》并不是为《东方红》专门创作的，它原来是济南军区歌舞团排演的舞剧《红流》的插曲，由戚东升作曲，王印泉作词。选入《东方红》之后，词曲又做过修改。演唱讲究声情并茂。为了唱好这首歌，邓玉华极力去体会这首歌所蕴含的感情。她把自己设定为彝族的一位小姑娘，爸妈都是最底下的农奴，红军过彝族聚居区，给他们讲道理，指引他们翻身做主人，彝族同胞对红军怀有深切的情谊。邓玉华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感演唱这首歌的。
这首歌本来是用美声唱法演唱的。在排演这首歌的过程中，周总理对邓玉华说：“小邓，你的声音很好听，要好好向王昆、郭兰英学习，唱好咱们的民歌，也希望你学一些西洋唱法。”“周总理对我说的话指导着我的演唱，结果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导，以民族唱法为主，结合西洋唱法完成了对这首歌的演绎，很多人听过之后说令人耳目一新。”邓玉华说。
后来有人问邓玉华：“《情深谊长》是你首唱的吗？”她说：“不是”。他们就问：“为什么现在播放的都是你演唱的版本呢？”邓玉华就说：“《情深谊长》的民族唱法的首唱是我。”现在，《情深谊长》有很多演唱的版本，甚至还有摇滚版的。有人对邓玉华说：“有些人把你的歌演唱得不成样子。”她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刘秉义： 我怀念排演《东方红》的精神
１９６４年，刘秉义刚刚结束了去欧洲的随团演出，就接到周巍峙的电话，让他休整两天后，到《东方红》排演组报到。
《东方红》中，有一段为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谱写的曲子，由寇家伦演唱。但作为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从排练到演出，一个人去演唱这首歌承担不下来，一旦出现特殊情况，不能影响正常演出。刘秉义就是来参加这首歌的演唱。
令刘秉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方红》排演时严谨的组织纪律性，“就跟作战一样，管理也是军事化作风。台下观众上万，台上演员有３０００多，换场时经常是几十人上上下下，不但不能出现混乱，连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刘秉义很是惊讶，“我就像是一名新战士步入军队一样，感觉这里真是一个大熔炉。”
有一次，来自日本的一个团体在演出结束后，提出想去参观后台，周恩来总理通知后台等待。结果，外宾到后台发现３０００多位演员没有一位离开，参观之后２０分钟，３０００多位演员又都全部撤离，衣服道具放得整整齐齐，桌椅一尘不染，刚才热热闹闹的演出现场，安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外宾看到后非常震惊。
刘秉义说：“我非常怀念那种精神，每个人都不计较，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毫无怨言。在参演过程中，我们同时接受了一次革命历史教育。我们从中汲取做人的道理，也汲取艺术成长需要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