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艺事业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繁荣起来的，60年来，栉风沐雨，与共和国同甘苦、共荣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60年的民间文艺事业，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翻身、文化发展、文化繁荣，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历程。60年来，围绕抢救、保护、研究、发展中国各民族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通过发起“三大战役”，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座文化丰碑。
第一次“战役”：以大跃进民歌为高潮的各民族民间文艺运动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初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首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任副理事长。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曲艺、历史等各学术、艺术门类的一批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成为首批理事。协会的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协会成立的根本任务和工作就是“广泛的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
在协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相继讲话。郭沫若在讲话中指出了本会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①保护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②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③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④从民间文艺里获得最正确的社会史料；⑤发展民间文艺。老舍在讲话中介绍他在国外所见到的中国民间工艺在世界上引起的称赞和惊叹，他盛赞民间艺术家虽是无名的，但他们的创造力却是惊人的。他还特别指出收集民间文艺中的戏曲和歌谣时，应注重录音，强调了新方法和技术在采录中的运用。周扬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宝藏，它需要我们有系统、有计划的发掘。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钟敬文在协会成立后不久，专门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详细论述了民间文学的遗产价值、口头文学的优越性，并特别强调：“要把这宗巨大而有贵重作用的文化财产充分发掘出来，充分清理出来，特别是充分利用起来，这工程是相当巨大的。为着建造新中国的新文化、新文艺，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工程，而且相信一定是能够完成这个工程的。”
新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从此拉开了大幕，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立以及几位著名专家、作家、学人、领导对民间文艺的阐述，为由人民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艺进行了正名，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中找到了民间文艺的伟大贡献。“国风、《楚辞》、乐府、六朝的民歌、元曲、明清的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真正的正统。”（郭沫若）“玉器、瓷器、铜器、银器、佛像，这些都是工人做的”；“墙纸、年画、剪纸、地毯花样，创作这些图案与花样的都是无名的民间的艺术家”（老舍）。从五四歌谣运动开始，一直到延安时期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究、运用，民间文艺事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新中国的成立更为民间文艺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民间文艺的宝库远没有完全打开，民间文艺的矿藏远未得到充分发掘，所以要实施有群众与专家、民间文艺专家与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的搜集、整理工作。对珍贵而浩瀚的口头遗产进行系统、全面的采集，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为实施这一工程，协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这样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明确提出科学要求：①应证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②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证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唱的环境等；③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断者，应加以声明；④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⑤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
与五四歌谣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在采集民间文艺上的个体化、零星化、艺术化的方法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采集工程，不仅强调了科学性，也实现了全国化的全面性。其间逐渐形成规模，直至变为全民的民歌搜集与创作运动——大跃进民歌。50年代初，我国陆续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大别山根据地歌谣选》《陕北民歌选》《信天游选》《东蒙民歌选》《内蒙东部区民歌选》《茅山歌》《隐身草》《凤凰和金豆子》《青蛙骑手》《长工与地主》《宝葫芦》《刘三姐》《三峡民间故事》《北京的传说》《传麦种》《阿诗玛》《逃婚调》《花儿选》《广西民歌》《云南民歌》《中国民间故事选》《江格尔传》《格萨尔》《格斯尔的故事》《马五哥与尕豆妹》《张秀眉之歌》《阿细的先基》《梅葛》《布伯》《召树屯》《娥并与桑格》《重逢调》《线秀》《崇阳双合莲》《钟九闹槽》以及中国各地歌谣集16种、中国民间故事丛书4种等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在这次延绵十余年的大规模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程中，凸显出民间文艺为新文艺服务、为新生活服务的主题，实现了尊重人民创造、推进人民文化价值提升的文化观转变，所搜集的一大批珍贵的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改写了汉族文学文化史和新写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史，也重写了中国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中国作为悠久文明古国所蕴藏的巨大民间文学宝藏显露出它迷人的风采。
195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视民间艺人》，1958年4月14日再次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把这次工程，也是中国民间文艺抢救保护的第一大“战役”推向了高潮。社论肯定了前期各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成果，如蒙古族的《噶达梅林》、撒尼人的《阿诗玛》、苗族的“古歌”、傣族的《召树屯》、内蒙古汉族的爬山歌、回族的“花儿”、壮族的“欢”等等，号召忠实记录、选择印行，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为新时代服务。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并举行了“民间文学展览会”。8月，《人民日报》又一次发表社论《加强民间文艺工作》。不久，中宣部转发了中国民协编选“中国歌谣丛书”的计划。
当然，对于这一工程逐渐演变为大跃进民歌运动，以及如何评价大跃进民歌还可以讨论、争鸣、研究。但这次工程的实施，普及了民间文艺知识，引发了民间文艺搜集、再创作的热潮，收集了巨量的民间文艺资料，出版了大批民间文艺成果，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巨大成就。各少数民族文化过去多是口头文化，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学史、文化史，从此以后，少数民族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具有了重新书写的条件。
第二次“战役”：以“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为标志，全面科学地普查各民族民间文学
经历了“文革”的严重挫折后，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民间文艺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中国民协会同国家民委、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18个省、自治区，45个民族的123名代表与会，邓小平等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接见了代表，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出席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为众多民间歌手和艺人恢复了名誉，重启全面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拉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序幕。
1984年2月，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下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简称“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一项历时25年的大型抢救保护民间文学遗产的工程正式启动实施。《通知》指出：“一些仅存的老歌手、老故事家都已年届高龄，抢救、搜集工作迫在眉睫，如不抓紧，这笔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文化财富就会继续泯灭而失传，因此也必须通过一个广泛的、有计划的搜集活动和编纂工作，使这份文化财富得以保存，使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三套集成的编撰出版工作坚持专家主导、专业规范，迅速在全国推广施行。为此，成立了组织机构：“成立三套集成的总编委会，由周扬同志任总主编。以下分别成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编委会、中国谚语集成编委会。总编委会下设一个办公室，处理三套集成的日常事务。各省、市、自治区分别成立各套集成的分编委会，负责本省、市、自治区分卷的编辑工作；各分卷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会由各省、市、自治区确定后报总编委会批准。省、市、自治区成立三套集成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按照这个部署，各省以各省民协为主，纷纷成立机构，全国各地一批最著名的民间文艺专家和各地民间文学搜集者汇聚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工程。本次“战役”的特点是特别强调搜集、编纂工作的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要求“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要求分期培训骨干，带动全面，要求搜集中尽量采用录音、摄影、录像等先进技术，“在搜集中，除各种文字的、图片的、活动的说明材料，如流传地区、搜集时间、讲述人、演唱者、搜集人、翻译者的情况及其他有关资料，填写统一的卡片”，要求有民族文字的民族，首先用民族文字记录出版，并做好汉文翻译工作等等。在普查工作中，各地约有200万人次参加采录，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203万首、谚语748万余条，获得40亿字的资料，编纂县卷资料本3896种，出版省卷100余卷。其中，仅会讲50则以上故事的民间故事家就被发现并记录了9000余人。黑龙江的伊玛堪，泰山民间故事群，云南各民族神话、史诗、长诗成果，新疆的《江格尔》《玛纳斯》、叙事长诗，西藏、青海的《格萨尔》，江南长篇吴歌，中原神话群发现与采录，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55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等等，都是重大发现和重大收获，数量之多，规模之巨，令人叹为观止。三套集成已于近日完成全面编辑出版工作，与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一起被誉为“文化长城”，应是当之无愧。三套集成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成果收获最丰、历经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文艺抢救保护工程。其间积累了巨大的文化财富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书写了改革开放30年最辉煌的民间文艺成就新篇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彪炳史册。
第三次“战役”：以抢救工程为龙头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进入21世纪，在现代化大潮汹涌而来，文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情势下，文化多样性成为最为引人瞩目的国际话题之一。与此同时，维系文化多样性根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遗产，因其脆弱性和原生性，面临濒危和消亡。鉴于我国民间文化遗产样态、种类的无比繁复，在前三套集成时代和三套集成时代，中国民协抢救保护的重点仅限于民间文学一种形式和门类，我国众多的民间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民间艺术遗产、民间美术遗产都未及系统地进入抢救、采集、整理的工作范畴。即使是民间文学，其中的史诗长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众多的民间传人的技艺和记忆等都未及系统整理，抢救与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任重道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行动的推动下，中国民协自2002年启动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计划用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我国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再一次全面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民俗文化调查，建立中国民俗文化图文资料数据库，实施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规划出版中国民俗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服饰文化集成、中国唐卡艺术集成、中国泥彩塑集成、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总目、中国古村落调查与保护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着眼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艺术性，以文字、图片、录音、摄影、摄像作立体记录，把各种文化事项作综合调查，全面呈现和展示中国民间文化的生态，摸清中国民间文化的家底，确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的体系和对象。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2002年10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003年被纳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抢救工程实施以来，成果巨大，收获颇丰。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对全国20余个重点年画产地实施了全方位、地毯式的普查，规划出版了20余卷，每卷都获得数百小时影像、数万张照片、数十万文字，全方位记录了代表作、传承人、年俗、画俗、画诀、艺诀、口述史、店铺与销售、版与画、民间故事、歌谣、传说、工具、材料、技艺、雕工、印刷技术、色彩、造型、张贴习俗、主题、题材、体裁、分类、风格、历史、信仰、伦理、道德、题刻、传播等等。这种全景式调查、记录与呈现，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国际国内学术界无不予以高度评价。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获得的大量成果，许多填补了我国文化史的空白，许多重大发现及时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传承人的调查推动了对民间艺人的尊重、保护和技艺传承；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础理论、方法、人才、成果；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行动，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弘扬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文化交流；在全国各地实施与展开，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紧密配合国际行动和国家文化战略，提升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影响，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还直接参与四川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遗产的文化救灾，取得重要成果。目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还在全国方兴未艾，各种成果正纷至沓来，它的影响还在向广度与深度延伸。
60年来，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中国民协与祖国同行，为抢救、保护、弘扬中华文明不遗余力、薪火相传。三大“战役”就是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三次高潮。这三大“战役”也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三个时代、三次高潮、三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