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年，先后有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上百亿字的基础资料，出版298卷、400册、4.5亿字的省卷本，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终于在2009年9月辉煌面世。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10部，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总编委会主任，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在我的生命里时间最长、倾力最多的莫过于这十部集成志书的组织和编撰工作。它占据了我生命里四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为此时刻挂怀，不敢懈怠。”平实的语言中，传达了这位老人对保护民族文化始终怀有的一份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耳濡目染 专心集成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受这项任务的？是否也与您的个人经历有关？
周巍峙：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对民间文艺有深厚的感情，因为我从小就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我非常喜欢那些清丽悠扬的乡间小调，甚至还去看和尚、道士为死者做道场，听他们念经、唱民歌、表演乐器合奏。此外，还参加过群众性的演出，在春节活动中扮演女孩表演挑花篮的节目，亲身体会到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的魅力。参加工作以后，我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发现老百姓特别喜爱唱民歌、贴年画、跳秧歌、看地方戏，民间文艺这块宝藏太丰厚了，真说得上是歌舞如海，内蒙古是这样，新疆是这样，云南、贵州也是这样，都让我特别感动。解放后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的西洋音乐水平还不够，交流也比较少，所以主要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民间歌舞，后来组织大规模对外演出，主要也是民间舞蹈。我的个人兴趣、工作体会和国际交流的经验让我觉得民族民间的文艺太重要了，愿意为之奉献终身。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祖先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除文字记载的以外，还有大量的蕴藏在民间的各种文艺形式之中，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处于口传心授、自生自灭的状态。特别是在大的时代变动下，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很容易就消失了，长期稳定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整个民族来讲，我们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民族民间文化绝不能在我们的手里断送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级文化部门曾组织文艺工作者搞过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民间文艺的普查、搜集工作，也有了大规模编撰的打算，但终于由于种种原因未果。民间文艺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生活，历朝历代，统治者可能会反对佛教、道教，但没有说哪个皇帝会跟民间的东西过不去。而在十年动乱期间，民间文艺大受摧残，都变成修正主义，被当作“四旧”，好多东西都砸了、烧了，最后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像葫芦丝最后都是在死人的棺材里面保存下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抢救的工作非常迫切，我们要抓紧时间做这项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终于有了盛世修志、编撰文艺集成志书的条件。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联合，陆续发起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工作。这项编撰工作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重视，分别被列为“六五”、“七五”、“八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这项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几十个人的事，也不像国外那样只是学者个人的搜集，而是以整个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全面部署，这样就不会遗漏，也不会留下遗憾。这项工作一搞上去就放不下手了，有十年时间我都没有出门，社会活动也很少参加，就专心搞集成，用我的长处为国家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面向未来 迎难而上
记者：现在来看，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可以说具有非常长远的文化战略意义，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展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否也遇到很多困难？
周巍峙：我们抢救民族民间文艺，更多地是针对现在，是为现代人服务的，因为这也是人们的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外来的文化很多，带来的冲击也很大，所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采录编撰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必要措施，使我们的民族不至于在文化上变得薄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应该有权利看到本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应该有这方面的滋养。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是一无所知的。中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外国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都对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这个修养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深度。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怎么写出来的？我们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就经常推荐我们听广东的民歌，他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也搜集民歌。一个作曲家，应该掌握多少民族民间的知识才能算是合格的，我觉得应该有规定，不能一出口就是“洋气”。
记得还有人讲官话，说“活人的事都忙不过来，还忙死人的事”？把遗产说成“死人的”，我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抢救文化遗产不是死人的事，而是现代人的事。一个人，只晓得吃饭，精神状态很不好，没有什么朝气，能起得来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凭什么在世界上立足？还有人说我这是“超前意识”，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搞早了，应该等到经济建设好了再去进行这一工作。持这种观点的人既对民间文艺的意义和现状不理解，也没有看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抢救都有点晚了，还说是“超前意识”，以前有机会不搞现在再去搞，得损失多少？好多文化现在都没有了。西藏有个老艺人在北京演唱，回去才三个月就去世了，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非常可惜。
我们有很多文艺集成志书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把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无怨无悔。湖南省湘阴县文化馆的陈艳同志拖着患了癌症的身躯，走遍全县，步行千里，重点采访了85位民间艺人，搜集了60多个舞蹈节目相关资料，整理编排出20多个舞蹈节目。最后累倒在床，还让丈夫背着去节日舞蹈的现场采风。她逝世时年仅37岁。正是各省、区、市、县、乡无数的文艺工作者跋山涉水、走乡串村、走访艺人，搜集了大量文艺集成基础资料，抢救了大量濒于绝灭的文艺资料，终于形成今天兼具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的十大集成。
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涉及到艺术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学科的内容，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和基本的理论。比如民歌、史诗等都具有多学科的价值，蕴藏了多少历史的细节，不光对于文学研究，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意义都非常重大。十大集成的编撰工作越来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好评，有的称她是“中国民间文艺万里长城”、“中华民族文化长城”，有的认为它是“中国民间文艺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恩泽后世”的。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做的也算是中国最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吧？不过，在商业文化大潮的冲击之下，它的社会效益还需经受历史的考验。
记者：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普查、搜集和编撰、出版的规模如此之大，而且历时很久，经费是否也是一个问题？
周巍峙：我除了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拉萨外，全国各地都去过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去得更多：贵州就去了5次，新疆、宁夏、青海、云南也去了多次。每次都有很多事要做，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见当地领导，要钱。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来回奔波，一年去六七个省，最早的时候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概括起来就是“跑断腿、说破嘴”，再加一个“不要脸”，酸、甜、苦、辣尝遍，“冷板凳”、“热屁股”都遇到过。本来我是不参加宴会的，但是为了经费不得不去，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事情要重视啊，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个地方的民族的、民间的文化都没有搜集成册，说出去也不大好听哪！下面也有意见啊！后来人家就知道我一吃饭就会说这事，从第二筷子就开始说。人家就说凭你这80多岁的人了还在外面奔波，我们也得给钱啊。
经费其实反映的是对民族民间文艺重视的程度，编辑经费是地方政府出，出版经费是我们出，没有钱就只能拖。假如有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我看至少可以提前10年完成。但那时候真是难啊，为了宁夏的10万块钱，我找到他们第一书记，他批准了说给，但半年之后才拿到。贵州的好多文化事业都是零预算，办事的时候拨款，没事的时候就闲着，没有常设的活动经费，贵州第一次开编辑会议都是我们出的钱。好多地方都穷得很，都是国家出钱。中宣部的同志很理解这个情况，说他都80多岁的人了，我们多给点钱吧，让他少跑一点路。刘云山同志一见到我就问是不是缺钱啊，我说是缺啊，就拨款，开始是一年50万，后来是100万。否则我还得到处跑。
最后这20多卷的编辑出版特别难，因为这个工作是低报酬，好多人都开小差了，口上说我来搞、我来搞，实际上没有动。最后我不得不一本一本地催，一个人一个人地催，终于才在今年都印出来了。要是不催的话，还是会拖下去，但是绝不能再拖了。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这个工作也持续了30年，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有好多参与者都已经去世了。
尊重历史 百花齐放
记者：面对如此浩瀚复杂的民间文艺资源，怎么才能把它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在采录和编撰的过程中有什么原则？
周巍峙：我们做的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所谓集成，就是集大成，所以就不能只选几个重点，而是所有的品种都应该有。像民歌，号子、山歌、小调就都要有，不能有遗漏。有一些是包括封建思想的，甚至政策错误的，但它是一个品种，你就不能因为它的内容有问题就把这个品种给去掉了。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全面性、有代表性，同时还要有科学性，科学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集成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复杂，有时会碰到两家同源但又不一样的情况。同一个歌子，汉族这么唱，少数民族那么唱；同样是大鼓，北京是以刘宝全为代表的京韵大鼓，但天津说你们那是从我们这里过去的，它的起源的确是这样，但是到北京以后发生变化了；评剧也是从天津发展起来的，但在北京发展以后就和原来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之间也有争论，四川的大凉山和云南的楚雄都是大的彝族聚居地，楚雄的彝族是从大凉山过去的，采录的时候怎么办？双方都要请教，因为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有根据，只要言之有据，就可以诸说并存。这种做法就是“讲流不讲源”，我们要忠于历史，根据它的具体成绩去采录，不做过多的推论，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其他的就让后人去评说吧，这样做就比较科学了。像民歌《茉莉花》流传多个省份，我们就把现有的材料都记录下来，至于究竟哪一个省是最早的，就不写了。这不仅是资料搜集问题，也是一个学术态度问题，绝对不能武断地用一方把另一方掩盖掉。
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也很难处理。土改中、解放战争中，都出现过一些错误的东西，有些民歌中也反映了过“左”的政策，可这个品种的民歌就只有这一个词，那就只能采用了，但要注明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我们不是去改造历史，而是记录历史，尽管历史有错误，但该记录的还是得记录。内蒙古有歌子是讲成吉思汗的，写他“征破欧亚称雄威”，这就很不好办了。我们不认为这是正义战争，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态度。但在注解里面这样写人家接受不了，因为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第二种方式是改成“南征北战称雄威”，就没有地域性了，但还是不行。经过民委和本民族商量了一年多，最后决定不用了，内部出版。
牵扯到国际关系的情况就更复杂了。比如《阿里郎》，朝鲜说是他们的，韩国说是他们的，我们则认为中、朝、韩三者兼有。还有哈萨克的民歌《送我一支玫瑰花》也存在类似情况。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总结出这样一条原则：我们所收集的民歌必须是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流行。没人传唱的歌就是外国的，就不能收录。有人传唱，就意味着我们有传承人，那我们就有道理可讲，有权利编辑出版。西双版纳的傣文和德宏的傣文是不一样的。那德宏搜集的民歌就用德宏傣文，西双版纳搜集的民歌就用西双版纳傣文，那泰国就提不出异议。
记者：少数民族这一部分似乎特别引起您的关注？
周巍峙：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少数民族的观念完全变了，出现了很多难以预测的变化，有些都不唱民歌，就唱流行歌曲，也不跳民族舞蹈，就跳迪斯科，这很让人担心。少数民族学习别人，用改造后的唱法来唱，也不是不行，这也是一朵花；但是如果都这样的话，那少数民族的歌舞就没有了，就把少数民族人民最基本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给否定了。这样就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花独放，不值得提倡。我们之所以要搞原生态，就是出于一种保护意识。有些少数民族对民族歌舞还不知道保护，有些还比较好，要是有个主要演员在北京的话，像西藏的才旦卓玛、内蒙古的德德玛，还是知道保护的。而且民族和民族之间也存在一些客观差异，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基础都比较厚实，不太容易把自己给否定掉。但有些小的民族，像基诺族，不保护的话就真的不行。还有清代从沈阳移民一万多人到新疆屯田戍边的锡伯族，后来就定居下来了，锡伯文的基础也留在了那里。锡伯族的孩子小学学锡伯文，到了中学反而不学，改学英文了，民族的语文就消亡了，怎么谈得上继承呢？自己民族的感情就没法准确表达了。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藏族不只集中在西藏，四川、青海等地都有藏族，都有藏文化，而且彼此不同，都应该反映，要平等地对待。福建有畲族，浙江也有畲族，他们的文化都要收录。他们的风格不一样更好，只要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就应当保护。
年方九十 壮心不已
记者：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出版工作终于告竣，以后是不是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一些事了？
周巍峙：十大集成从1992年开始出版，到现在17年了，色彩、装订、纸张都不太可能保持一致，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现在既然都出齐了，我们还是准备重新装订一次，同时改正一些错误。此外，由于当初技术条件的限制，好多工作都还不够理想，比如戏曲的记谱特别复杂，以前的工具完全不够用，还需要将来逐步完善。五线谱也没有来得及做，因为要做的话就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了，但是将来还会做的。
民间文艺浩如烟海，对它的挖掘、整理、研究、编纂可谓任重道远。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完成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结束，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有许多重要的民间文艺瑰宝等着我们去抢救。现在新的集成又上马了，首先要为我们民族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编一部志书。节日，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节点，是全民族的情感交流，人们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阶级地团结在一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人际关系就是靠过春节得到加深的。再像中秋这个节日，多少著名诗人写了多少伟大的诗篇，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而且老百姓一到中秋节就会想起亲人，当然小孩子更多是想月饼，但大人都会想到远离的亲友，出门的都会想起故乡的亲人，这个节日就把大家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了。可惜我们过去把节日和民俗都作为落后的东西、封建的东西对待，对它们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要恢复起来，要恢复就得有载体，所以我很支持这个工作。还有就是民族史诗，现在国家也批准下来了，也由我管。将来对于港澳的民间文艺，也要有集成，虽然情况比较特殊，但是不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