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美术家和理论家们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使老一辈美术家重新焕发青春，后起之秀朝气蓬勃，几代美术家紧随时代的步伐，自由尝试多种美术风格，并对主旋律创作进行重新的认识和解读，形成“多样化和主旋律”风格。美术家们首先对“文革”开始积极反思，“乡土美术”、“伤痕美术”等思潮应运而生。罗中立的（父亲》、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１９６８年Ｘ月Ｘ日雪》、何多苓的《青春》，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美国乡土画派和超级写实主义风格的成功借鉴也为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术发展开拓了一条具有实践性的道路。尽管这些绘画的形式借鉴了西方的美术风格，主题也大多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但它们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生活根源和社会影响力。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首次在公共场合出现女性裸体，并尝试运用了抽象、变形、象征符号，引发一场风波，他对“艺术个性和自我表现”的强调，也使人们对艺术创作自主问题产生思考。

    在开放的艺术氛围中，“油画研究会”、“星星画展”等美术团体和展览也为美术创作带来了新的风气。在此基础上，各地的青年美术家在突破禁忌之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的艺术和文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这些新的艺术风格进行尝试和改变，并通过组织展览等方式互相沟通和了解，广泛地传播了各种西方现代艺术，构成“８５新潮美术”运动的独特景观。

    美术创作掀起新热潮的同时，美术理论同样也展开激烈的讨论，怎样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艺术的优秀成果，如何处理好题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何看待形式美与抽象美？还有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对“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的辩论，这些争论话题都使艺术回归到艺术本身，也促使美术家们更加深刻地剖析自己的创作思路和实践。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美术的发展似乎更加理性和平稳，美术家们也意识到全面学习西方艺术所带来的弊端，因此，他们主动地回归中国传统，并将这些传统融入当代的创作中。在理论界，“笔墨”之争则成为一个新的焦点话题，通过对２０世纪传统派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的研究，探讨中国画文人画传统的现代意义，“新文人画”开始出现并活跃。而倾向于借鉴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来改进中国画的“实验水墨”也开始多种形式的尝试，工笔重彩领域在观念、材料、技法上也有突破。油画方面“新古典主义”、“新学院派”兴起，注重对技法的探究，也是对新潮美术忽略艺术语言的反拨。随之而来的“新生代”艺术利用了学院的写实技法，表现了“无意义的精神状态”。此外，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表现性、写意性、象征性和抽象的画风也有强劲的势头，不少画家借鉴民族民间美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不论风格样式千变万化，只要是画家们对生活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表达，是抒发真诚的情感和灵性的，也即是健康的和审美的，就是新时期“主旋律”应有之义。

    在雕塑方面，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城市雕塑应运而生，它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城市和生活中，在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一般市民带来了审美的愉悦。潘鹤的《开荒牛》、钱绍武的《李大钊像》、曾成钢的《鉴湖三侠》和吴为山的《南京大屠杀》系列雕塑都是改革开放以后雕塑领域的优秀作品。版画、壁画、水彩、水粉、漆画等领域也有一定的发展。宣传画、年画形式由于新媒材的出现为它们的转型提供了资源。连环画、漫画由于受众的需求转变，加之自身缺乏创新，却有些式微。西方传入的观念、行为、装置、新媒体等新艺术表现形式也接踵而来，为大众捉供全新视觉感受。

    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政治思潮风云际会，经历了民主建国、“反右”运动、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重要发展时期。反观历史，重新审视和思考美术发展道路，我们会发现，美术的发展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受制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文艺政策的适时调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特质，直接影响了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和艺术家的创作，也对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面貌起到了间接的影响作用。在今天，中国美术主题之广泛、风格之多样，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与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频繁，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如今提倡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反观文艺政策对于中国美术的影响，具有以史为鉴的必要性，从而能够推动理论创新，创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