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继高 我国当代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是国务院和江苏省政府表彰的对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美协副主席等职。

    １９３２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１９５７年参与筹备并调入江苏省国画院。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三、六、七、八、十届美展，并入选众多国际性展览。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分别在北京、广州举办个展；１９９７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个展，联合国文委会颁发奖状，表彰他在中国传统绘画上的卓越成就和对世界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著有《喻继高画集》、《喻继高工笔花鸟画集》、《名家名画喻继高》等。

    花鸟画名家喻继高，其作品繁盛、充盈、丰实、欢乐、典雅秀丽、雍容豁达、泱泱大度，雅俗共赏，传播广远，悬挂在许多国家重要场所。他的作品也常常被选作中国艺术的代表，在国家的各种重大场合送与外宾，成为文化的使者。去年奥运会期间，以他为主的69位当代中国著名画家创作的艺术陶盘就被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来自五大洲的友人。明年，喻继高又将为上海世博会制作艺术陶盘。日前，记者专程走进喻继高先生家中，听他讲述艺术陶盘的故事及他与共和国同步共进的艺术人生。

    记者：北京奥运会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国力，也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奥运专用礼品“中国著名画家陶艺挂盘”里有您的作品，从萌发创意到后来的构思设计，您都是牵头者，当时是怎样把艺术瓷盘和奥运会联系起来的？

    喻继高：十年前我看见程十发先生在盘子里画的一朵牡丹，觉得非常美，受此启发开始制作艺术陶盘。连战先生访问南京时，艺术陶盘被作为礼物送给他，他非常高兴。后来我去拜访何振梁先生，也送给他一只艺术陶盘，何老觉得艺术陶盘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火与土的艺术于一身，融国际性与民族性于一体，很适合作为礼品送给外宾。他把这个想法提交北京奥组委商量，获得一致通过，但认为一个画家不能完全反映当代中国艺术的整体风貌，希望陶盘上的中国绘画艺术丰富一些。于是，我就给画界名家写信、打电话，带着奥组委的证明前去组织，画家们纷纷表示支持，组织了上百位中国画名家，大家根据陶盘的特点进行创作。后来我们又给北京残奥会制作了礼品。前后做了3000多个，投资了800多万元。礼品送出后，深得国际友人的喜爱，也得到北京奥组委的表彰，何振梁先生评价艺术陶盘“是继‘金镶玉’奥运奖牌、‘祥云’火炬之后，北京奥运会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

    记者：听说您当时还是抱病创作的？

    喻继高：是的，当时我的心脏已经做了5个支架。刘文西的身体也不好，但也很支持。这是用艺术参与奥运、借奥运传播中国文化的盛事，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不管多少钱、多么困难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制作盘子时，我亲自去上海和景德镇，和工作人员沟通，直到我觉得比较完美。这是国家的荣誉，别的事情能推掉就推掉，即便身体不好，但这件事情必须干好。200多个国家都挂有我们的艺术挂盘，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影响是无法用金钱去估量的。我们的挂盘还留有一批，永远地珍藏在奥委会，我感到非常有意义，也很自豪。

    记者：这次陶艺挂盘创作呈现多样的风格，可不可以说奥运会的陶艺挂盘也是当代中国画艺术的一次大展示、大检阅呢？

    喻继高：是的，虽然挂盘小，但是都很精致。何振梁先生给我们出版的画册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评语：“在这批艺术陶盘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当代中国一流画家所奉献的精心之作。尽管观念多元、风格各异，但一看就知道是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中国人的艺术。中国五千年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其多姿多彩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具有民族性的真实写照，其深厚的底蕴与精良的技艺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艺术家们将两者完美结合，呈现在世人面前，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和自信向上的精神状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赏心悦目中感到奥林匹克的魅力，感到中国传统精神的魅力。”我觉得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很好地和艺术家结合。因为工匠有较强的手工造诣，但多没有受正规的艺术训练。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一种艺术就产生了。

    记者：听说您还要为明年的世博会创作礼品瓷盘，请您简单谈谈创作情况？

    喻继高：现在已经制作了几个，我正在反复的修改，力求完美。能为国家作点贡献，我不能从金钱的方面去考虑。我想把中国的艺术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艺术。哦！原来中国画这么美啊。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国家的荣誉。所以，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

    自己的艺术受到群众的喜欢，这对艺术家来说是最大的荣誉。群众的认可比什么奖项都重要，都有意义。所以，我不看中什么奖项，我看中广大群众喜欢我的画。但我的精力毕竟有限，那我就把自己的画多元化，印书、制作瓶子、挂盘。让广大群众能够全方位欣赏我的作品。我以前做的书画瓶子，很多人都很喜欢。

    记者：您是1949年上的高中，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艺术系，师从陈之佛和傅抱石等先生。您个人艺术道路的60年也是新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波澜壮阔的60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您个人的艺术道路实际上也是新中国美术60年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回首6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您的艺术历程，心中当有很多感慨吧？

    喻继高：我生在徐州，徐州是在1948年底解放的，当时我刚刚初中毕业，升高中一年级，在徐州三中就读。当时刚解放，各种政治运动比较多。我喜欢画画，所以就让我画各种宣传画、漫画。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南京大学的招生简章出来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特长去报考。我就报了南京大学艺术系。那一期正取和备取共13名，正取生7名，我考了正取生第三名。当时我十分高兴。虽然中学时很幸运地遇上刘乐夫、李雪鸿等先生教过我们一些美术，引发了我绘画的兴趣，但是毕竟没有那么正规，也说不上什么基础。考入南大以后，就有很多当时非常知名老师的课程，走进了这样的艺术殿堂，我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看到那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作品，包括高年级同学的作品，觉得人家真是了不起。

    记者：您求学时既受中国传统绘画的严格训练，也受西方绘画的训练，当时为何选择中国画？您的授业恩师中有傅抱石先生这样的山水大家，您为何会选择传统花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喻继高：我到南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强调一切为政治斗争服务，社会形势需要比较多的漫画和宣传画。当时的中国画都是临摹古画，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一些受西方美学思潮影响的理论家对中国画进行批判攻击，认为中国画不科学，是封建社会的遗物。中国画的教学基本上被取消了。傅抱石先生看到这种情况，说：“我们决不能让中国画在我们这一代断了，我来亲自教学。”他毅然决然担此重任来教我们中国画。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傅老第一天给我们上课的情景，傅老先点名认识大家，接下来说，没上课之前先考考你们，题目非常简单，你们每人写一写历史上有哪些大画家。由于以前在中学课本里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头无语，没有一个能写出来的。傅老呵呵一笑说道：“好好好！你们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毛主席讲，一张白纸可以创造出最美的图画，我一定教好你们！”由此我们便开始学习中国美术史，他总是给我们灌输中国优秀的作品。给我们观看、临摹古画，我慢慢对传统绘画特别有兴趣了，并当了中国画课程的课代表。

    当时我没有确定要画什么，但我比较偏重陈之佛先生的重彩工笔花鸟画。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从小抓小鸟养小鸟，抓小兔子养小兔子。看他的画，觉得很有生活的真实感，并且漂亮，给人直观上就是一种美的东西。另外，在农村里群众也都喜欢花鸟画。因此我经常临摹陈老的工笔花鸟画，等到在美术欣赏方面有所提高，对傅老的画有所认识的时候，已经先入为徒了。接下来我又协助陈老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松龄鹤寿图》，与杨建侯老师合作绘制《孔雀图》等等，就引到工笔花鸟画这条路上来了。后来全国青年美展，我画了幅花鸟，也被选上了。青年时期政治运动比较多，直到“文革”结束，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画。花鸟画创作在当时也经常被批判为“素草”。197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30周年动员，我所在的江苏省出版局组织全省画家的创作作品来纪念，于是我就创作了《荷香鸭肥》。我当时说：第一，花鸟画中央领导开会都是比较认可的；第二，群众都喜欢鸭子，养鸭子吃鸭子，离不开鸭子，这是农副产品，中央政策支持的；第三，树林里那么多鸟飞来飞去，活的不放毒，画张画就放毒了。《荷香鸭肥》一出来，参观的人特别多，一个意大利的考古专家非常欣赏，要花重金购买，但那时不敢买卖。后来出版印刷了48万张，很快就卖完了。再后来其变体画《群鸭戏荷》被选送到伊朗、菲律宾等国展出，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带夫人去参观，总统夫人十分喜欢这张画，就由大使馆送给了菲律宾总统。《荷香鸭肥》是我创作的新起点。后来又创作了《黄河故道千里香》，反映那个时代群众改造自然，把沙土地改造成果园的时代变化。这在当时也引起很大反响，报纸大篇幅宣传，出版社出了挂历。

    1976年，国家交通部把为领导人布置专列的创作任务交给了江苏省，我带队去遵义、成都、武汉、重庆等地采风。我当时创作了两幅作品，一幅是《梨花春雨》，这是我在武汉东湖边的梨树林里，安静的一个人，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看着一簇簇的梨花，恍入仙境，觉得美好的春天又来了，灵感油然而生，作下此画。另一幅是《杜鹃山雀》，被布置在火车的两头。

    1978年后我的生活与创作就比较稳定了。198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那时正是“85新潮”最高潮的时候，我当时很担心，想着社会热潮都在搞现代派，我这个老传统拿去会不会挨骂，没想到去看展览的人却非常多，非常受欢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评价。所以，我觉得做事都要踏踏实实的一件一件的做好，就像我绘制的挂盘，每一个字每一朵小花我都要斟酌许久。什么叫精益求精？就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做到每个细节完美化，每一个有责任的艺术家必须如此。你做不好，群众也不会喜欢你的作品。去年奥运会送的那个和平鸽磁盘，我反复画了三四遍才满意。

    记者：您既是一位画家，也曾担任过美术组织的领导者和学校的教师，您觉得新中国60年来中国画有哪些进步？

    喻继高：中国画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清末民初阶段，一味地仿古，基本上脱离现实生活。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强调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到现实当中去。这以后，艺术家们就到生活里面去抓素材。中国画的发展，也基本上是贴近群众生活，反映人民生活的。从这来看，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解放以后，一些老前辈，传统功力很强，再加上新的思想，创作了一批很好的作品。如傅抱石先生、关山月先生的《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等等。包括陈之佛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在解放前他都是比较冷漠、孤独的。解放以后，他就热烈了，有朝气了。所以傅抱石先生讲，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新的思想，新的内容。但是还有人说中国画发展到了高峰，不能逾越了，要多搞西洋画，要搞抽象派。我觉得艺术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我们的根是扎在群众中的，你的作品有没有活力，有没有生命力，不在于你自己，在于群众对你的评价。不是有句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好的东西，流传千古，不好的东西，群众就给你淘汰了。所以说的再好也无用，得要群众去流传。我觉得艺术家一定要深入生活，画群众生活的画。过去傅老就讲：为山水代言！我说：我们要为群众代言。我们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

    我对自然界的花鸟很有感情，别说鸟是个动物，它就是个植物，也是有生命的。你看我画的画，从来没有残枝败叶，都是在生命力极强的时候，具有向上精神的。如果你画一些凋零败叶，让人看了就很低落，我画的东西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我1949年入团，1954年入党，长期在党团的基层工作，不断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关怀与鼓舞，推动我向前走。画出群众喜欢的东西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所以我画的东西不是什么奇花异草，都是群众常见的。群众常见，他们就有感情，自然喜欢。一个艺术家要成功，要有敏锐的眼光、扎实的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才能决定自己走什么样的路。

    记者：今天，传统的西方绘画和中国画，都受到当代艺术的冲击，在这种审美观念多元和艺术方式多元的语境下，您认为中国画应该坚持走怎样的路？

    喻继高：现在艺术讲求多元化，这个多元也就是百花齐放。这个就像是进入菜市场，各种各样的菜，你不喜欢的不一定别人也不喜欢，大家的选择不同而已。所以，艺术的多元化也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百花齐放讲的是“花”在放，不是“杂草”、“毒草”在放。每个艺术家走怎样的路？画什么？真、善、美，这是个最基本的东西。一要美，二要人看得懂，三要有教育意义。创新是要创出更新更美的艺术。新又美，如果只是新的东西而不美也没有什么意义。

    记者：您的工笔花鸟都有强烈的寓意，并且代表作品多是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刻，比如《梨花春雨》寓意新的春天的到来，十年前您为中南海202接待大厅绘制的巨幅工笔画《苍松瑞鹤沐朝辉》寓意中国的欣欣向荣。您现在从事艺术瓷盘，是不是也有很强寓意？

    喻继高：《苍松瑞鹤沐朝辉》是苍松瑞鹤沐浴在朝阳之下，象征着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幸福地生活。听说一位外国元首见了之后非常的喜欢，想重金收买。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一片欣欣向荣，不久我又为全国政协礼堂创作了《春满神州》，寓意祖国大地一片生机。我现在也希望把民族复兴、国家昌盛的喜悦心情以及祈求和平的愿望传播得更为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