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流价值的趋同及表述
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诞生于特定时代与历史时期。1940年，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广播委员会，同年12月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正式开播。当时的广播新闻形态往往是用“战地式”来形容的，强调“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在政治与战争色彩浓郁的年代，强调政治“宣传工具”和“喉舌”作用，是非常自然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此进行了实况转播，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实况转播，被载入史册。同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那样一个新语境下，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同样在于由政治来建构一个主体。1958年6月1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第一条电视新闻，内容是《红旗》杂志创刊，这当然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它的时代趋同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同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在演播室内直播了根据《新观察》杂志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一口菜饼子》。9月4日，在报刊报道上海广慈医院抢救严重烧伤的工人邱财康的真实事迹的第二天，北京电视台据此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了《党救活了他》一剧。它快速、及时、实证，据说是动用了3部摄像机，来拍这部电视剧。电视新技术的想象性的再现同样是和时代统一的，与现实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文革”期间虽仅拍过《考场上的斗争》、《架桥》等4部电视剧，但在“文革”以前，电视剧作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创作及播出却颇显活跃，据统计8年中播出约200部电视剧。确实，中国电视于1958年开播以来，作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传媒中的主体形态之一，传递社会主导价值、信息，实现宣传、教育、娱乐、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包括影视剧在内的广播电视节目，以为时代及社会主流价值服务为总的指导思想，直接反映了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与功能特性。电视节目、电视剧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而被创造出来，成为人们思考、聚焦、提取和储存能量的中心，数十年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着愈来愈大的社会影响力。
电视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和社会性特点，首先体现在与时代互动，从它自身的传播出发并使之适应变动不居的时代与日常生活。苏叔阳曾经这样感叹：“电视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最敏感的反映者、记录者，说它是和时代最为同步偕行的媒体，实在恰如其分。不管毁或誉，直与曲、正或反，它都比任何媒体快速、直观、形象地书写着时代。1958年，中国电视差不多是广播电台的视像‘克隆’版，电视机也是极珍贵的稀罕物，电视技术也处在起步阶段。而今天，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可在电视机前观看地震、奥运会、‘神七’上天、宇航员太空行走的直播，让自己随着这些轰击内心的画面流泪、欢叫或者高歌起舞。世界上如今再没人否认电视是人类社会最快捷、和时代最同步的传媒了。整个地球瞬间共享同一信息，只有互联网和电视才能做到。”
随着时代与社会快速发展，电视使用与传播的社会复杂性日趋明显。2001年，由叶家铮主持的“世纪之交中国城镇电视观众需求变化及其对策”调研报告，在编制节目类别表时力图囊括近年来中国电视荧屏上出现的新类别和新型节目，经多方征求意见，最终将节目划分为24类：新闻信息、新闻评论和深度报道、纪录片、财经报道、教育讲座、体育竞赛、游戏娱乐类节目、综艺节目、戏曲文艺、影视剧、音乐类节目、科技文化和健康卫生、法制、军事和警事、妇女节目、老年人节目、少儿节目、农村和农业节目、环境保护、社会服务（衣食住行指南）、时尚（服装、化妆、汽车）、气象预报、广告节目和其他。这项研究富有启示性。我国电视的这种多类别及趋同的社会性质依靠时代发展与意识形态传达来层累地连结、演绎、复原传播社会的文化、形式、需求，向更广泛的时代文化层面扩散。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与传播上的诸多特点，包括以服务听众为己任，满足听众需求，在新闻理念上坚持唱响时代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人民“喉舌”的功能，始终坚持政治导向的第一与统一，等等，成为当代中国电视剧存在与发展的理性支撑与创作基础，一直在产生作用。这是电视剧创作及其传播行为本身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研究、考察、描述中国电视、电视剧转型及发展轨迹不能轻忽且更应该加以考虑和面对的。
转型、选择与话语主体位置的确立
1978年，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闭关锁国被瓦解，中国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改革的路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开始出现，思想解放之风吹遍神州，电视事业迎来大发展的时期。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全国连网开播，5月1日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和做法包括电视文艺专栏与春节文艺晚会的应时而生，各色各样的电视文艺专栏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周末文艺》、《外国文艺》，北京电视台的《大观园》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则凸显主导地位和极强的形式特征，从1983年开始，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而电视剧介入电视荧屏，成为以家庭传播方式为主的一种崭新的综合艺术样式，持续地抓住国人的眼球，成为新时期中国电视转型发展速度最快、影响力及成就最大的重要标志。1980年前后，国外和香港地区的电视剧被大量引进，吸引着大量的观众。改革开放之初的电视剧的复苏和电影相似，都是由引进开始的。但是，很快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剧编创人员拍摄制作出一批饱蘸着时代色彩和审美追求的国产电视剧精品，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同时异军突起，开始进行一些类型化的尝试，如惊险剧《敌营十八年》。这个9集连续剧的片头曲《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在前头》，成为1981年响彻街巷的流行语。然而，当时是仓促上阵，拍摄之简陋现在很难想象。王扶林在回忆他执导的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紧迫状况时，曾说：“摄制组为了春节播出这部电视剧，几乎被时间牵着鼻子走，腾不出工夫对剧本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研究，连案头工作以及广泛吸取对剧本的意见等这些必不可少的环节都被挤掉了。现在回顾拍摄中的一些情况，是很可笑的。主角江波的国民党军装，没有时间特制，只能借，借不到裤子，只能将人物的全身镜头改为半身镜头；领子太小，系不上风纪扣，国民党少将高参居然整场戏敞着领子；帽子太小，就拿在手里，作带帽状。8个匪兵，只借到两条裤子，于是，让有裤子穿的匪兵在前景，用他们的身体挡住后景没有军裤的另外6个兵的下半身，可谓煞费苦心。”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获得格外的成功，并形成一种带有不同意义的共鸣。对于中国电视剧艺术来说，80年代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学作品改编的年代，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自不待言，但凡是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激起广泛共鸣的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都很快会被改编为电视剧。这一时期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像结构谨严、雍容典雅的《红楼梦》，气势恢宏、体例庞大的《三国演义》，以及《西游记》、《四世同堂》、《围城》，等等。
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的跨跃式发展相比，影视剧艺术是寻求转型、突破的成功的开拓者。1977年11月29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播出外国译制片——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1978年1月，播出英国BBC出品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1979年，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出了译制片《巧入敌后》（电视剧，南斯拉夫）、《我们的过去》（故事片，菲律宾）和《红与黑》（故事片，法国）。1979年10月24日，文化部与中央广播事业局签订了《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中外新影片发行放映一定时间后，可供电视台在北京乃至全国播放，每年的节假日还可供应一两部新片在全国播放。1980年，美国大型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屏幕上与中国观众相遇，掀起一股热潮。同年10月，《加里森敢死队》播出，再次掀起收视高潮。此后，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将》，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等相继与国人见面。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引进剧兴起的第一个高潮。这在一方面增强了电视剧作为媒介的影响力，引导人们对电视剧传播特性的重视；另一方面让电视剧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主体位置，取得巨大的进步。从1982年3月1日到1983年底，全国生产电视剧348集，央视播出277集，平均4天播3集。13集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是1984年以前最长的电视剧。12集电视连剧《济公传》以及《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等，都轰动一时。这些电视剧采用类似中国小说章回结构的“话说”方式，故事、视觉等形式新颖，收视情况相当不错，故事性及其情感、思想不必用言语叙述，而是自然地通过类型化方式被表现、理解、传播。当时不少电视剧收视率达到40％甚至50％，创造了其他电视节目难以企及的收视高峰。电视剧自身存在及其成长，构成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的起点，为中国电视剧走向成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市场环境与自体反思的作用力
当然，电视剧如果要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就必须在一个坚定的充满主体意识与社会性的真实空间的框架下进行。而很明显，市场的作用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越来越显出必要性与影响力。
电视事业发展之快之高速，超乎想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电视人口混合覆盖率达80.7%。到1991年底，全国电视机达到2亿台的保有量。虽然电视剧并不仅仅是技术发展或工业生产的产品，但在电视商业化的浪潮中，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体制逐步确立，作为一种并非单一的媒体制作，电视剧要有观众，要有收视率，电视剧一定要有广告，要有观看等消费、市场行为。消费、广告能带给我们资源，没有资源就不能制作出好的剧目。当然电视剧从业与创作人员也要有一定的意图与责任，不然电视剧的存在就是有问题、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至于要怎么样按照市场规律以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与制作，应对商业主义的多样化生存，寻求体制本身的突破，要靠一股充沛的热情，更要靠创意和朝气蓬勃的活力将自身与时代连接起来。第一，我们看到，电视叙事的世俗神话的话语符号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挑战传统审美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剧创作整体上进入了成熟期，初步具备了产业化的人员和资源储备。从《敌营十八年》（1980）到《渴望》（1990），整整10年，中国电视剧通俗化之路至此才算踏上通畅的大道。《渴望》“一飞冲天”并非是奖励某一特殊样式或风格，而是中国电视产业文化起步、发展使然。《渴望》带来收视狂潮的同时，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此后，《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北京人在纽约》、《孽债》、《儿女情长》、《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大批通俗化的电视剧牢牢占据了电视收视的黄金时段。第二，电视历史戏说剧“横空出世”，《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还珠格格》接连不断掀起电视收视热潮。而且，电视历史剧的“戏说化”和历史戏说剧的正剧化，同样获得新的合法性，赢得巨大的成功。第三，电视剧制作题材日益多样化，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军事题材电视剧、公安/侦破题材电视剧、家庭伦理电视剧、都市言情剧与青春浪漫剧、农村题材电视剧，充满无限的扩张，吸引观众的眼球，为之提供一种持续不断的感情消费。此外，情景喜剧方兴未艾，专门瞄准广大繁忙又无聊的家庭妇女，受到女性观众的力捧。而青春偶像剧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总是由正在走红的青年明星担纲主演，讲述的永远是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从不同的角度，为观众制作美丽的“谎言”。当然电视剧创作起起落落，在商业化潮流的推动下，媚俗的倾向有愈来愈严重之势，而内容教化倾向迅速蔓延和同质化竞争，也是问题所在。如何净化市场环境，加强自体反思，适应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引进新思想、新观念，并进而提供更具特点与原创性的、有个性魅力的作品，是对追踪时代的步伐、走向未来的电视剧工作者的一个挑战。
电视剧的当代建构及其价值意义
近年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夜深沉》、《五月槐花香》、《金婚》、《半路夫妻》、《恰同学少年》、《走西口》、《闯关东》、《士兵突击》、《警察故事》、《空镜子》、《有泪尽情流》、《浪漫的事》、《北风那个吹》、《家有九凤》、《亲情树》、《香樟树》、《亲兄热弟》、《戈壁母亲》、《我的青春谁做主》、《暗算》、《大国医》、《国家行动》、《历史的天空》、《我的团长我的团》、《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热爱》等剧，大有越来越流行之势，每播放一部都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响应。名不见经传的许三多，在全国刮起一股“快乐”旋风。人们分明看到了久违了的，变得有些陌生了的“崇高精神”。正如该剧的导演康洪雷所解释的，《士兵突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那是因为“许三多像一面镜子，经常照耀着我们那些不能说的东西，照耀着我们身上每个人跟内心相悖的东西”。观看这样的电视剧，给人一种悲喜交集的情感。社会的进步非常明显，时代毕竟已经把多数人带入全球性时代和文化之中，现在的中国和以往已经非常不一样，大不相同了。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形成了一个持续而互相依存的结构和关系。一方面，大家对彼此的差异逐渐能够宽容、欢迎，人们各据一隅或随处混居，公共空间变得比较大比较开阔，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的选择，使民众的精神状态收窄了，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正衬托出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性的以至世界性的变化的语境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之初，封闭的社会的壁障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人们直面的是一种交流的形式。但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时几乎是不期而至的，它的速度就像龙卷风一样。中国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跟国际接轨，电视在这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1年7月13日，通过卫星传送，中国的电视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收看到了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现场经过。电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新媒体时代同步性的到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契机。有人说，在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主要由其在开放和自由社会中自然达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据说，在新媒体时代，数字世界现在每年产生的信息量是有史以来所有书籍包含的信息量的300万倍！数字与互联网的技术发展，新媒体市场的快速发展，必然造成包括电视在内的跨媒体整合。电视剧如何吸引年轻观众，是一个长期需要探讨的问题。互联网拯救了平面媒体，但是电视媒体的功能不会被取代。成功实现大众传播，就是一个成功的媒体，电视就是这样一个媒体，当然，对于极度趋同的电视媒体来说，变革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对媒体，多种介质的传播、媒体品牌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年轻观众开始被新兴设备分流。但他们并没有脱离电视，没有离开他们钟爱的电视剧，只是他们更多地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ipod或者数字设备来观看电视及电视剧。电视传媒整合发展，对当代中国电视剧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会给我们电视剧集的制作生产及传播带来更具潜力的机会。
但是，当前电视剧创作，尤其是电视剧产业文化主体，还没有发展成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第一，主流的电视剧应该形成不同的制作类型和创作方式，电视剧不能谋求成为一个笼盖一切的综合形式，应随着受众的要求更细分化，更具目标感。做电视剧不是为了被这个社会同化，而是希望能够去改变甚至是提升这个社会以至世界。第二，电视剧工作者作为现代传媒人，应该懂得承担责任，市场主流电视剧的生产，在人才资源优势上特别有利，也应该特别地要求采取责任的导向与态度，带给中国电视自由发挥的洁净绿色的环境与空气。第三，电视剧整合应该追求最高的目标，电视剧的自体反思可以使自身真正由种种困扰中解放出来。电视剧创作自身的认识、摸索与反思，有这么几个具体的特点：一是与时代互动，在我们时代理性持有某些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二是由封闭转向开放，应该强化有效性和科学性；三是深化改革，多类型、样式融合、整合，真正成为健康、“环保”、资源配置合理的新空间诗学的建构者。总之，电视剧的发展，是在理智的控制之下，成为民族文化、现代文化的一种建构。中国电视剧具有传统性、累积性，通过现代思想的撞击和艺术技术的融合，会找到既适合本土大众品位又兼具走向世界与发展的规范的内容、形式及规律。
无疑，电视剧具有通俗性与可视性，它必然要有一些自身独具的能为欣赏者带来特殊审美愉悦的表现手段和基本特性，以充分实现电视媒介的大众化传播功能。而中国电视剧长期强劲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政治原则，电视作为一种影响空前巨大的现代媒介，始终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的焦点之一，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深层原因是全球性文明的发展，融有全球性话语的理想空间和电视剧产业文化的发展战略在一起，不仅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而且牵涉到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电视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构的历史，其社会、文化以至产业的过程，映寓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选择和机制的竞赛与创新。我们需要进一步履行电视剧创作者的责任，发展电视剧的现代艺术与精神的影响力，要有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能力，甚至我们需要通过培养“为电视剧而电视剧”这一理念而改变电视剧本身。这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代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自5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自我特征呈现出一个不断裂变的轨迹，当代电视剧的价值选择带有从趋同倾向、转型倾向、市场倾向到面向突破和反思的当代倾向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从电视剧创作者、电视观众到政府决策部门，从真实空间呈现、电视剧多样化叙事到全球性理想空间拓展，诸多力量合力塑造中国电视剧艺术与文化的流变和演示。中国电视剧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电视剧引领潮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开放、兼收并蓄，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创造自己的未来，选择、改革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