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上午１０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这是著名摄影家吴鹏对自己的代表作《团结起来到明天》拍摄过程的一段回忆。当时正值清明节前后，席卷全国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群众运动最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达到顶峰，自发而来的群众达２００多万人次，人们在广场上敬献了数以千计的花圈和花篮，张贴了无数诗篇和悼词，寄托愤懑之情。吴鹏所说的“头天晚上”，也就是４月４日晚，群众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于是江青等人下令没收全部花圈和花篮，撕毁悼文，逮捕无辜群众。第二天，即４月５日，几十万人涌向广场，要求归还花圈，释放被捕者。因为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而且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当时在场的许多摄影爱好者也因为形势的紧张而不敢随便拿出相机，所以吴鹏的这张《团结起来到明天》就成了记录下那一天和那个场景的唯一的照片。

    当然，能拍到这张照片绝非偶然。吴鹏说，１９７６年１月８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刚一听到广播他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从那时起，直到４月５日，这期间他去了许多次，可能是当时那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３月以后，几乎天天去。那时他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宁可上夜班，也要腾出白天的时间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天安门广场拍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时有人盯梢，告诉吴鹏别拍了，他就收起相机，过了一会儿，他们看他没动静，就不盯了，这时他又开始拍。尤其是在４月５日前后，吴鹏说有3次他差点被抓走。“４月２日，有个跟了我很长时间的便衣抓住了我。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４月３日晚上，一批士兵和警察在广场把大家围住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喊：‘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问我：‘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战士就说那你快出去吧。这样我又逃了。还有一次是在４月５日当天晚上，大批士兵和警察突然出现并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大家就都跑，而且都是朝着南边方向跑。到了南边时，正好有一辆２０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汽车赶快走，我就借着汽车的掩护跑出了广场。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四五”摄影运动被普遍认为是新时期摄影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吴鹏等当时的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团结起来到明天》更因为其唯一性而显得弥足珍贵。从艺术性的角度看，这幅照片在动态的生活原型中抓住了瞬间的精华——人们行进中情绪最激昂时，以及取景框截取的画面富有视觉的吸引力。照片题目用《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团结起来到明天”，也很出彩，既是现场实况的生动再现，又是“四五运动”精神的典型表现。正因为如此，这幅作品后来在１９７９年中国文联、中国摄协、文化部联合举办的“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大型摄影展览上以不容置疑的影响力获得了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