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创作于１９６１年，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前前后后大约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以前，我一直想拍摄一幅壮观的日出照片，每当我看到绚丽灿烂的日出景象时，心情总是激动万分，为此也费掉了不少胶片。泰山日出、东海日出、北戴河日出以及其他地方的日出，我拍了不少，虽然其中有的照片还比较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但我总感到缺乏点儿新的东西，所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着如何把日出的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也在酝酿着拍摄一幅比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的照片。面对天安门，我总抑制不住心头的激荡，并由此生出一种所谓的“创作冲动”，于是也一次次地按下快门。然而，尽管我在变换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都未能脱旧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探索着如何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

    创作灵感往往不期而至。那时，我在中国摄影学会上班，地点就在现在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那时叫无量大人胡同。每天，我坐车都路过天安门广场。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悦耳的乐曲声，打开了我的心扉，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心中豁然开朗。霎时间我联想起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诞生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想象的翅膀一下展开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门，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经被“意象化”了，而且这两个原本分散的、单一的意象，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鲜明的艺术意象。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我简直激动得忘乎所以，心想灵感啊灵感，众里寻你千百度，你却蓦地显现在《东方红》的乐曲中。就这样，我心目中的画面定形了。

    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在主题、形象、艺术手法、画面形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后，就万事俱备，只等彩霞了。我知道，尽管这幅未来作品的艺术形象已经历历如绘地在我眼前浮现，但如果不借助于瑰丽的漫天彩霞来烘托、渲染，而光是拍摄一个太阳空荡荡地在天安门东方升起，或许也可以命题为“东方红”，但那只能是一种概念化的图解，毫无感染力可言。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不能感动，又怎能去叩动别人的心弦，所以我一边摸索气象的大体规律，一边耐心等待理想的彩霞出现。一有兆头，我就赶到天安门，但往往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经过长达两年的观察和试拍阶段，到１９６１年８月下旬的一天，我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这天清晨，看到东方彩霞云集，我立即骑车赶到天安门，只见一簇簇勾着金边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时间布满了大半个天空。不一会儿，偌大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在东方灿烂的霞丛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神话般的幻境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动的心情，我坚定地连连按下了快门。就这样，多亏天公作美，我历经近3年的筹划和等待终于圆了拍好《东方红》的美梦。

    记得当时我用的是禄来相机和德国爱克发灯光型彩色负片。这卷负片是学会负责外事工作的陈勃给我的，当时已经过期了，但考虑到主题和形象的需要，我认为只有“红”才能有效地体现作品的主题，所以还是决定用彩色胶片拍摄。不仅如此，因为日出时色温较低，红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摄，势必漫天都红，反而显得单调，所以我改用这卷灯光型彩片拍摄。这样色调冷些，才能以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金红色的朝霞，进而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浓浓地渲染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作品发表以后，一些评论者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一致认为《东方红》具有比较深远的意境。因为意象是意境的构成因素，或者说意象是构成作品意境的基础。如果评论者肯定《东方红》具有一定的意境，这就说明了艺术摄影创作中意象经营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