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从1964年上演引起轰动，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欢迎。每当回忆起“红”剧的创作历程，就会首先想到周总理，他从一开始就关怀、鼓励、支持中国芭蕾舞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他和苏联专家亲切交谈合影，观看苏联专家为我们排演的《天鹅湖》《吉赛尔》《曼浓》，看我们这些年轻编导排的《西班牙女儿》《泪泉》《巴黎圣母院》。他太了解芭蕾，太熟悉我们了。他在1963年11月下旬看完《巴黎圣母院》后，在休息室和我们亲切交谈，要我们更努力地学习芭蕾舞，要学到家，不要“半瓶子醋”。同时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你们可以创作我们自己的革命题材舞剧，比如可以先排“巴黎公社”。后来我们中央芭蕾舞团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不断学习国外芭蕾舞，一是不断创作自己的舞剧。
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团正在上海演《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时，上级来电要求编导1964年1月赶回北京，参加研究芭蕾舞团创作革命题材剧目问题。接到指示后，我们商议，由李承祥和王希贤回京，我和肖慎团长继续留在南京完成接下来的演出任务。
1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时，会议已经结束。王希贤告诉我会议上来了许多艺术家，提出了不少内容供我们参考。比如林默涵提出的“达吉和她的父亲”，说是有少数民族，会好看；周巍峙提出“白衣战士”，还有提“王贵与李香香”的；李承祥和我提出了“红岩”和“红色娘子军”。赵■最终支持了“红色娘子军”的提议，认为具有三个优势：一是家喻户晓，二是主题歌好，三是以女性为主，适合芭蕾表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提议与讨论非常民主开放，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谁的想法好就听谁的。
团里当时就只有李承祥、王希贤和我三个编导，都年轻，单纯地搞业务，成天在一起学习，排练，吃食堂，无话不说。搞了许多年洋芭蕾了，终于可以创作自己民族的芭蕾舞剧，怎能不兴奋呢？更何况电影《红色娘子军》我们又是那样熟悉，剧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感人，里面的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祝希娟演的琼花、王新刚演的洪常青、陈强演的南霸天早就刻在我们脑海中了。这些都为我们塑造舞蹈形象提供了诸如形体外貌、性格特点等许多方便。
但是冷静下来细想，把电影改编成舞剧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首先是电影中的场景很多，情节很多，变换很快，而舞剧的场景则是相对固定的，也不能有太多。还有电影中的人物也是非常之多。用语言展现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彼此关系比用舞蹈语汇来表现要容易得多。
当我们想着怎样从电影剧本、电影评论中理出头绪、列出结构来的时候，领导决定组织我们编导，作曲吴祖强，舞美马运洪、梁晔及四个演员去海南岛体验生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让我们走出了从剧本到剧本的误区，真实地在生活中进行了创作。
当我踏上那属于亚热带气候的海南岛，立即被它绮丽的风光和纯朴的民情习俗所吸引。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头戴斗笠、身着鲜艳上衣和肥大的喇叭裤的妇女，她们在椰林树下挑着重担一颤一颤地走着，形态是多么的粗犷、矫健而又优美啊！还有就是那里一望无际的椰林。有的椰子树可能是刚冒头的时候受了什么打击，先是横着长了一段，然后再向上生长，我们立刻感觉这和琼花的命运很像。后来在做舞台布景时，把它放到了第一幕里。这是我第一次为创作而深入生活，当时每到一地都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和浓厚的兴趣。
我们走进椰林深处的寨子，和老乡们同吃同住，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到过当年苏区开万人大会的红场，土台下的广场现在依然很阔大，老赤卫队员带着我们参观，讲当时开大会的盛况。参加的有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还有拿着红缨枪的儿童团员。群众也很多，唱歌、喊口号，很是热闹。在现场，我看到了一种树，高大的树干笔直地生长着，树枝上开着很大的红花。老赤卫队员告诉我说那是木棉树，当地人为了纪念红军，现在叫它英雄树。这种树后来就被我们放到第二幕里做了主要的背景。我们还向老百姓学习当地的舞蹈。看着他们的舞步，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单纯的海南民间舞，这里分明包含着苏联人的舞步，我们想，这可能是曾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老革命李伯钊同志20年代末从苏联回来，教很多红军战士跳的舞，居然都传到了这里。这也使我们联想到全国的苏区也还是有着许多的共同点的。从五指山到万泉河，我们在海南岛走访了许多地方，听娘子军的老战士讲她们的战斗生活和她们的战友。听过诉苦会，尽管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可是至今依然难以忘记。会上群众讲到激动处有哭的，有喊口号的。还听到了很像琼花的一位姓黄的妇女主任的一些经历。她曾是地主家的丫头，跑出来，被抓回去，地主婆用很烫的粥倒在她身上，还叫她顶着水盆跪在地下。她说，她想的就是还要逃，不能这样下去。我们还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看到各种刑具，看到水牢。我们在高高的山上，看到很多黎族妇女在织布，年纪大的脸上都刺着各种条纹，她们当年故意让脸难看，为的是不叫恶霸地主糟蹋。这一切正如梁信说的，压迫太重，不能不反抗。
我们几个创作人员，一边参观采访，一边互相交谈感受，谈创作灵感，经常是互相启发，互相否定，又互相支持补充。一个半月下来，丰富的生活使我们对电影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有了比电影本身更多、更广、更深入的了解、认识和感动。生活充实了我们，丰富了我们用舞蹈表现的形象，调动了我们的激情。
丰富的生活，使我们从电影中跳出来，看到的不仅是故事，而且是活生生的人，是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英雄主义气概，是阶级的深情……这样，琼花的形象在头脑中渐渐丰满了，矛盾线、行动线也逐渐清晰起来。当我们再回到海口研究舞剧脚本时，很顺利地就找出了6个场景和主要事件，写出了舞剧脚本（框架结构）。几个编导分工，又顺利地写出了各场的音乐长度表。林默涵、赵■看后表示满意，5月中旬便开始排练了。7月中旬，全剧在钢琴伴奏下进行了联排，大家都为任务的高质量高效率完成而兴高采烈。
这时赵■对我们说，咱们再在礼堂进行一次联排，请部队和文艺界的一些人看看，我们要冷静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才可以发现不足，离国庆演出还有时间，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工，使我们的演出让领导满意，让艺术家满意，让群众满意。
在赵■的安排下，部队和文艺界各方人士一起进行了审查，像一家人那样，为了我们这个戏的更上一层楼而提出了不少意见。比如著名话剧导演、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针对“序幕”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你这个“序幕”的表现方式像话剧，你们是芭蕾舞剧，一开始就应该有芭蕾舞的特点。还有林默涵，针对第一场中琼花被打，晕死在地上，南霸天一行人下台后再慢慢苏醒过来的剧情说：“海南岛常有雷阵雨，琼花被雨浇醒可能更好。”这个意见真是很好，我据此把它设计成琼花晕倒在地，远处雷声传来，南霸天看到天要下雨而率众退场。此时音乐停止，舞台上电闪雷鸣，大雨瓢泼而至，充耳是刷刷的雨声，之后雨停，在一段抒情动人的音乐声中，琼花慢慢苏醒过来。这一段的演出效果极好，曾有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夫人，看完戏后还要求上台看看是怎样表现出这场雷阵雨的。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其他部队的同志。他们认为戏不错，但是提出只像“娘子”不像“军”的问题，并对我们故事情节中的阻击战等战斗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大家也都争着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最后，他们同意接受我们130个演员与乐队演奏员去38军“当兵”两周。在这期间，创作人员消化意见，进行创作修改。
这次的“当兵”收获是多方面的，演员们从部队回来，兴奋热烈地向我们谈到他们的部队生活：和部队联欢，学习部队战士动作等等。他们还自编了一些舞蹈小品给我们编导参考，这些又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重新排了几个舞段。又是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9月下旬我们迎来了周总理。他在天桥剧场看完我们的彩排后，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并且立即邀请我们到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做国庆招待外宾的演出。那次也是《红色娘子军》的首次公开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0月初，《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上演，观众的热情程度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10月8日，我们在天桥剧场迎来了毛主席。看后，毛主席给了三句振奋人心的评价：“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接下来《红色娘子军》去了深圳，香港的朋友都过来看，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有人认为比《天鹅湖》还好看。
《红色娘子军》在“文革”前不断地上演，很快成了国内外知名的舞剧。1966年2月，阿尔巴尼亚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邀请我们去给他们排演全剧。当全剧在其首都地拉那上演时，受到了国家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员们也很激动。女主演演出时激动地流出泪水，一个女演员有一个脚趾关节长了一个包，她把舞鞋剪个洞坚持演出。
一转眼，45年过去了，在艺术繁荣、群星灿烂的今天，《红色娘子军》依然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长盛不衰，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好好回味一番的。
（作者为舞剧《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