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同汉族一样，居住在全国各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大多有本民族的曲艺艺术。它们大都属于以口头语言为基础，以说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少数民族曲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式各异，千百年来伴随着本民族的生存、繁衍、迁徙，传播着族源、宗教、生产、风俗等知识，陶冶着本民族人民的情操，在继承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促进本民族的凝聚与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深厚的艺术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获得了新生。国家投入大量财力与人力，提高艺人生活、地位，挖掘传统艺术，鼓励扶植新的创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繁荣少数民族曲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普遍关注，各地在抓紧整旧、创新工作的同时，加强了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促使其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艺术规律和特点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曲艺
少数民族曲艺品类繁多、形式各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有30几个民族拥有80余种曲艺形式，并且新的曲种还在不断产生。这些形式又大致可划分为说的、唱的、半说半唱的、似说似唱的几大类。它们可抒情，可叙事，可诙谐，可悲壮，既有鸿篇巨制、史诗般的历史故事，也有争取幸福生活、追求美满爱情的颂歌。它们有着与汉族曲艺迥异的艺术特点，有着独立的音乐唱腔体系，特殊的唱词押韵方法，独具特色的表演手法。
藏族折嘎（藏区最古老的曲种之一）、壮族末伦、白族大本曲、蒙古族陶力、朝鲜族平鼓弹唱、宁夏坐唱、土家族打溜子、侗族琵琶弹唱、苗族尼呐哩、瑶族铃鼓等都是历史悠久、极具民族特色的曲艺样式。此外，蒙古族的曲艺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好来宝（联韵唱词）、笑呵亚热（蒙古语相声），朝鲜族的漫谈、才谈、三老人，新疆的达斯坦、买达（维吾尔族说书），傣族的赞哈调，哈尼族的哈巴等等，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是少数民族曲艺中的精品。
创作思想与时代同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少数民族曲艺获得了新生。一批批流浪四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民间艺人，同千百万各族同胞一道，从封建领主的压迫下被解救出来。党和政府给与他们极大的关怀，通过所组织的各种活动，肯定了他们的艺术成就，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鼓励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并向他们传播了新思想。少数民族最多、少数民族曲种也最多的云南省，20世纪50年代初便开始了对民间艺人的团结教育工作，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参与社会改革，通过到内地参观、学习、访问等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艺术水平。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少数民族曲艺艺人满怀极大的政治热情，以一颗挣脱锁链、当家做主的自豪之心，创作、演唱了一批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曲艺新作。影响较大的有：蒙古族好来宝《说唱艺人的今昔》、乌力格尔《苦歌》，本子曲《解放曲》，哈尼族哈巴《共产党领导赛蜜糖》，傣族的赞哈调《玉娥的新衣》，侗族琵琶歌《李妮和清苦情歌》，壮族末伦《黄连变甘草》，维吾尔族苛夏克《我们在自由幸福地生活》等。
1956年，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5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创作积极性。他们的创作触角伸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通过对自身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山乡风貌巨变的肯定，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这一时代创作主流。维吾尔族苛夏克《拖拉机来了》，蒙古族好来宝《铁牛忙》，藏族折嘎《翻身奴隶唱家史》，朝鲜族三老人《丰收之歌》，白族大本曲《大理好风光》，撒拉族巴西古溜溜《新循化》，壮族唱诗《新风赞》，傣族赞哈调《傣家人之歌》《流沙河之歌》《澜沧江之歌》等，即属这类新作当中的佳篇。
运用讽刺的武器，批判人民内部的错误观念和不良风气，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曲艺新作中也有所体现，影响较大的有：蒙古族笑嗑亚热《懒汉》、藏语相声《醉酒的害处》等，寓庄于谐，寓教于乐，使人在忍俊不禁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为宣传革命思想，丰富演出剧目，一些少数民族曲艺家取材于在人民群众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外小说和电影戏剧，运用本民族的说唱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排演了一批深受本民族群众欢迎的新书新曲。如蒙古族乌力格尔《白毛女》《红岩》《林海雪原》，锡伯族念说《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白族大本曲《双枪老太婆》，瑶族铃鼓《智斩栾平》等，对配合革命传统教育，发展民族艺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沸腾生活，为少数民族曲艺艺术的新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使得一批具有较高艺术造诣和创作才能的民族曲艺艺术家显现出来，如蒙古族的琶杰、毛依罕、道尔吉，白族的杨汉、黑明星、张明德，傣族的波玉温、康朗甩、康朗亮、康朗英，侗族的吴居敬，水族的潘静流，朝鲜族的崔寿峰等等，他们不仅能说会唱，而且能写能编，以辛勤的劳动，为少数民族曲艺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少数民族曲艺也经历了一场浩劫，说唱活动被视为“歌颂王公贵族”、“宣扬封建主义”的“四旧”遭到取缔，众多艺人被打成“封建迷信职业者”受到迫害，一个又一个曲艺厅、馆被关闭。极少数艰难维持演出的艺人，也只能一直说唱所谓的样板戏或改编自《金光大道》等少得可怜的几部被特许与观众见面的作品。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各民族说唱艺人同全国人民一道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他们利用手中的文艺武器，投入到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斗争中。蒙古族好来宝《四害的丑态》、朝鲜族漫谈《疯狗》、白族大本曲《铁队长》等，成为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新作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少数民族曲艺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开始进入繁荣期。各民族曲艺家精神振奋，笔耕不辍，创作上演了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讴歌“四化”建设的新书新曲，一个以多种形式蜂起，多种题材并行为特点的创作新局面逐渐形成。各民族地区恢复、新建了许多曲艺厅、说书馆，相关部门也通过举办培训班、曲艺新作会演等活动，培养曲艺新人，推出曲艺新作。电台、杂志纷纷播出或刊登久违的少数民族曲艺作品。
近年来，歌颂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反映人民群众市场经济下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成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创作主流。时代给了少数民族曲艺广阔的创作天地，少数民族曲艺同样承担起反映时代的责任，它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艺术形式改革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众多的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家与热爱这门艺术的汉族文艺工作者一道，为使古老的民族形式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继承、借鉴传统艺术成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创造。他们紧紧追随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新生活，遵循党的“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根据表现新题材、新人物的需要和各民族群众不断提高的艺术欣赏要求，于文学、唱腔、伴奏、表现形式等方面做了诸多尝试，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艺术革新的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不少土生土长的说唱形式革故鼎新被搬上舞台，焕发出新的风采；一些崭新的具有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的说唱品种创造出来，又逐渐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成为各族人民文化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世纪60年代初，云南的文艺工作者便开始了对旧有的少数民族说唱形式艺术上的创新工作。1962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工团首先将傣族的喊伴光推上舞台，男演员边说边唱边表演，并配以乐器伴奏，一改传统旧貌。其后，他们又于70年代初对该形式进行了第二次改革，终使这一形式成为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的、具有多种艺术功能的说唱品种。
1963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文艺工作者，将改革后的彝族四弦弹唱搬演于舞台。首次尝试取得可喜成果之后，他们又于1965年对流行于石屏县一带的彝族白话腔进行了改造，得到了观众的承认与欢迎。其后，他们再接再厉，与哈尼族说唱艺人结合在一起，使古老的哈巴艺术展现了新颜。进入80年代后，他们又开始了彝族甲苏的革新工作，在保持传统唱腔音乐风格的前提下，广泛吸收了彝族民间音乐素材，固定使用了[甲赫]、[舍赫]、[赛赫]、[呜]等曲牌，丰富了艺术上的表现力，使数百年来一直“照本宣科”的古老曲种开出了新花。
在西藏，以土登为首的一批藏族说唱艺术家，为扩大藏族曲艺艺术的影响做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大胆地对传统的《格萨尔》说唱进行了改造，变千百年来《格萨尔》单档、无伴奏演唱方式为群口、化装、自弹、六弦琴的坐唱，增加了舞台表现的气氛与色彩，融说、唱为一体，歌声雄浑，表演更为传神。
此外，尚有不少少数民族说唱品种，如白族的大本曲、壮族的末伦、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弹唱、藏族的喇嘛玛尼、水族的旭早、维吾尔族的苛夏克、瑶族的铃鼓、傣族的赞哈调、回族的宴席曲等，在艺术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出新，或表演形式，或文学手法，或音乐唱腔，多有创造与开发。
朝鲜族三老人，则是新中国建立后经少数民族曲艺家之手创造出来的历史最长、有广泛影响的一个新曲种。
1967年，贵阳市曲艺团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演出活动中，借鉴侗族民间说唱的音乐素材，在“琵琶歌”、“大歌”的基础上，吸收苏州评弹真假嗓相结合的演唱方法，尝试推出了一个用汉语方言坐唱的新品种——侗族琵琶弹唱，现已成为一个深受侗族及汉族广大观众喜爱的成熟的民族说唱艺术品种。属新中国成立后新创的少数民族说唱品种还有佤族的罗弹唱、壮族的渔鼓等。
伴随着汉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大量交流，汉族的各类曲艺形式也被不同程度地介绍到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中。因此，一些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在继承本民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直接吸收汉族相声、快板等曲种的一些表演手法，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相声、快板形式，如在藏族民间舞蹈卡谐（藏语，意为“对白”）的基础上创造的藏语相声，在蒙古族民间笑话基础上吸收汉族相声手法创造的笑嗑亚热（蒙古语，意为“蒙语相声”），余者还有维吾尔语相声、景颇语相声、侗族相声、侗语快板等，均已成为各民族说唱艺术的重要部分。
中国的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尽管非常丰富，进入21世纪以来，其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却一直比较严峻。当前，国家有关方面为保护少数民族曲艺做了大量工作，通过举办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非物质文化保护工程等，一大批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曲艺曲种正在得到了新的挖掘与保护，一批批传承人正在成熟起来。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曲艺的关怀下，少数民族曲艺会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