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艺术家余红仙，被誉为“唱不倒的金嗓子”，是上世纪50年代年少成名，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蜚声艺坛，有着众多艺术创作和颇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名人。在整个20世纪，苏州评弹风靡上海和江南，深受众多教授、学者、艺术家和大量普通民众的喜爱。她的经典剧目，是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的杰作，可惜因吴侬软语的语音局限，不能在全国广泛流行。是余红仙的一曲《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下简称《蝶恋花》），使评弹艺术开始走向全国。
余红仙自1952年起学艺，1954年起登上书坛，1959年加入长征评弹团，1960年转入名家最为集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上海评弹团，以半个世纪不懈的努力，自青年新秀成长为中流砥柱的著名艺术家、艺术指导和顾问，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和发展的艺术名家中的一位杰出典型人物。她的作品题材广阔，有爱情题材、公案题材、神话题材、社会题材、现实题材、革命题材。尤其是演唱了多首毛泽东诗词的开篇，其中《蝶恋花》一曲，越出苏州评弹和曲艺的领域，成为全国广大文艺爱好者共享的家喻户晓的名作，扩大了评弹艺术的影响，并得到周恩来和陈云的高度评价和亲切指导。
1957年，《诗刊》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后，全国掀起了一股毛主席诗词热，音乐界纷纷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和传唱。1958年秋天，上海红旗评弹队青年演员赵开生执笔谱写了一首《蝶恋花》，由余红仙在上海西藏书场作为正书前的开篇试唱，赢得满堂彩，就此成为脍炙人口的保留节目。后来赵开生、余红仙在著名前辈艺术家周云瑞、徐丽仙、张鉴国等的帮助下，继续对《蝶恋花》进行修改、加工，艺术上日趋完善。
1960年夏，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经陈云提议，在锦江饭店北八楼开设了一个临时小书场，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张闻天同志等成了常客。有一天余红仙演唱的正是《蝶恋花》。陈云同志听了非常高兴，非常赞赏，刘少奇也在演出后与她亲切握手。可是那天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来晚了，陈云同志先让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到后台关照余红仙暂时不要卸妆。周总理来后，陈云同志就向总理热情地推荐：“今日有个《蝶恋花》演唱，很好，您可以听听”。周总理在走廊上遇到余红仙，亲切地问候她。在全部节目演完后，余红仙就上台再唱了一遍。总理听了，也很赞赏，他与陈云同志特地到后台看望了余红仙。总理和陈云同志说，曲调谱得好，唱得好，尤其是“忽报人间曾伏虎”唱出了气势。总理又说：“杨、柳二位烈士到了月宫，寂寞的嫦娥就不寂寞了。”总理还给余红仙讲解了毛主席词的词意，说“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泪”，毛主席是说烈士英灵知道推翻了蒋家王朝高兴得流泪了，这是激动之泪，是喜泪，不能用悲伤流泪的动作来表露。毛主席是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方法写的。在唱“泪飞顿作倾盆雨”时，用了一个挥泪的动作，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原作的思想感情。最后对余红仙说：“评弹可以谱唱一些毛主席的诗词，以后我还要听你唱呢！”这对余红仙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周总理多次听她演唱《蝶恋花》，还鼓励她多谱唱毛主席诗词。有一次，总理听她演唱《十六字令三首》，很高兴，并提出配乐单调要再加工的要求。于是在1961年1月22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音乐会时，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上海合唱团200人的合唱队伴唱，余红仙独唱了弹词《蝶恋花》。经著名作曲家黄贻钧和著名指挥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排，作品更加完整，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就此享誉全国。
由于与评弹名家和宗师合作演出，由于1958年因《蝶恋花》一曲而闻名，余红仙在上海书坛已经颇有名声和影响。当时，众多文艺家，包括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舒适、上官云珠等都喜欢听评弹。而谢晋当时住在黄浦区，他成了附近南京西路“仙乐书场”的常客。他认为评弹艺术的最妙之处在于表演，其分析人物之细致，刻画性格之传神，是其他艺术样式难以匹敌的。所以他专门“看”评弹而很少在收音机旁“听”评弹。一次他听余红仙一曲唱毕，放下弦子，就变成了一名“匪兵”，獐头鼠目、低头哈腰地喊一声“报告！”忽儿又变成了匪军官，在那里指手划脚、吹胡子瞪眼。真是惟妙惟肖，乐得他前仰后合。“在一部书里，一个演员甚至可以演十几个角色，哪个剧种有这种演法？”他自问自答，“只有评弹。”余红仙60年代深入工农兵群众，为海军演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范派小生的唱段，大受欢迎，掌声热烈。因为海军战士多为北方人，听不懂评弹，但能听懂越剧。余红仙幼时即会唱沪剧和越剧，能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全戏背唱下来。
谢晋对余红仙的为人性格、艺术素养和创作特长非常了解和欣赏，所以他在筹拍电影《舞台姐妹》时，准备起用余红仙，让她担任主角。此事得到舒适的支持，可是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不同意，将这件事压了下来。不久，“文革”风暴即起，《舞台姐妹》早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就遭到全国性的彻底批判，成为“文革”祭旗的著名牺牲品。这时，吴宗锡对余红仙说，幸亏你没有去演这个电影，逃过了被批的浩劫。
“文革”开始后，上海评弹团集体遭难。艺术大师和名家的苦难深重，他们被揪出、打倒、批斗。
余红仙因演唱《蝶恋花》而出名，得到过周总理的关心和爱护，她以艰苦卓绝的毅力，坚持演唱评弹，实际上是坚持和保留了评弹艺术。当时苏州评弹团已经解散，杭州评弹团因上海评弹团的坚持，也未解散，苏州评弹团因上海评弹团的坚持而又恢复。
粉碎“四人帮“后，劫后的余红仙参加了多个现代中篇评弹的演出，她唱的《蝶恋花》被摄入影片《春天》，进一步扩大了评弹的影响。她与杨振言弹唱的长篇弹词《描金凤》受到了海内外听众的广泛好评。1978年，陈云在杭州听了他们演唱的《描金凤》，深表赞赏。这一时期，陈云还多次聆听了她的演唱，多次接见，并谆谆嘱咐：评弹要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给了余红仙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
进入90年代，余红仙频频受邀出访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到处受到观众的追捧。如1996年，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纽约，中国的一台戏曲和评弹演出在卡内基音乐厅拉开帷幕。结果座无虚席，余红仙与杨振言的评弹《西厢记·拷红》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余红仙在美国从东部到西部，又从西部到东部，马不停蹄地奔波参加各地的艺术活动，不仅演出评弹，还登上美国大学的讲坛，讲解中国的评弹艺术。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由自己的搭档现场演示，余红仙担纲主讲《拷红》《汪宣做官》,她以中国艺术和杰出艺术家的魅力令异国学子深深倾服。
为了评弹艺术事业的发展，余红仙热心收徒，她一丝不苟地为她们讲解、排书、教唱篇，不仅不计报酬，还让来自外地的学生吃住在自己家中，饭钱都分文不收。这些学生在她的悉心调教下，几乎个个成才。同行对此敬佩不已：“余红仙这个老师真了不起，学生给她一带全变了，唱得好，形象也好。”大上海培养了余红仙，前辈艺术大师哺育余红仙，余红仙为上海物色和培养艺术新秀，周红、颜丽红等名徒还多次获得全国性的奖项。
这些年，余红仙担任上海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政协常委，共任6届30年。她同时还担任了众多的社会职务，这些职务使她更多了些参与社会事务的平台，她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关心全国。她原就有着全副的热心肠，加之艺术家开阔的社会视野，于是她用心为百姓做事、建言献策，提案建议一个又一个。她还担任上海评弹团艺术指导，一贯热心为上海和国家艺术事业的发展而建言献策，主动热情、认真公正参与上海评弹团的建设，积极为评弹事业的发展作贡献。这也是余红仙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篇章。
2001年余红仙荣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称号，最近又被文化部评为评弹艺术传人。余红仙这个永不退休的艺术家正在为评弹和文艺事业不断思考和行动，活到老，奋斗到老。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弹研究家、余红仙的老同事和艺术合作者彭本乐先生为本文提供众多的独家资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