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６０年民族音乐的发展历程，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审视。因为，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凡是产生并活跃在中华大地的音乐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狭义而言，则是指在我国传统音乐基础上发展延伸而来的现代民族音乐。本文侧重于从继承传统的角度来回顾６０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历程，重点观照民族音乐的创作及遗产收集整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传统音乐洋溢新的生活气息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使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衔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７年，无论是民族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民族音乐遗产的收集整理，对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发展，都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和充满理想的时期。
这一时期，民族音乐一派欣欣向荣。周恩来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群众爱好的旧艺人。”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建国初期相继举办了规模甚大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１９５３年４月）、“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１９５５年２至３月）、“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１９５７年３月）等大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推出了一些杰出的民间音乐人才，如：管平湖（古琴）、吴景略（古琴）、曹东扶（古筝）、王巽之（古筝）、罗九香（古筝）、林石城（琵琶）、陆春龄（笛子）、冯子存（笛子）、杨元亨（管子）、赵松亭（呐唢）、安来绪（西安鼓乐）、朱勤甫（苏南吹打）、朱仲禄（花儿）、色拉西（马头琴）、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长调）、吐尔地阿洪（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阿泡（苗歌）等。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民间乐曲有笛子独奏曲《鹧鸪飞》（陆春龄根据湖南民间乐曲改编）、《喜相逢》（冯子存改编）、《三五七》（赵松庭根据婺剧唱腔改编），双管独奏曲《江河水》（王石路、朱广庆等根据辽宁鼓乐曲牌改编）、唢呐曲《百鸟朝凤》（任同祥等根据山东民间曲牌改编）等。这些作品既有浓郁的传统音乐韵味，又有“新”的生活气息，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欢迎。
民乐创作涌现两次高潮
广大音乐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努力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传统音乐的能量，另一方面又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和寻求新的音调和新的节奏，将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９年间，我国的民族音乐出现过两次大的音乐创作热潮：一次是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前期，另一次是八九十年代。
在民族声乐创作方面，题材、体裁和形式比较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及歌剧作品。五六十年代的歌曲代表作，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曲）、《新疆好》（维吾尔族民歌/马寒冰词/刘炽编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罗宗贤、时乐■编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彝族民歌/范禹词/麦丁编曲）、《牧歌》（内蒙古民歌/海默词/瞿希编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芦芒词/吕其明曲）、《九九艳阳天》（胡石言、黄宗江词/高如星曲）、《采茶舞曲》（浙江民歌/周大风作曲编曲）、《娘子军连歌》（梁信词/黄准曲）、《敖包相会》（海默词/通福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塔吉克民歌/雷振邦改词编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杨庶正、肖培珩词曲）、《珊瑚颂》（单文词/胡士平、王锡仁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叶蔚林词/白诚仁曲）、《乌苏里船歌》（赫哲族民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洗衣歌》（罗念一、董荣、李俊深词/罗念一曲）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声乐的精品之作颇为多见，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邬大为、魏宝贵词/铁源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长江之歌》（胡宏伟词/王世光曲）、《敢问路在何方》（阎肃词/许镜清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枉凝眉》（［清］曹雪芹词/王立平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林汝为词/雷振邦、温中甲、雷蕾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篱笆墙的影子》（张藜词/徐沛东曲）、《今天是你的生日》（韩静霆词/谷建芬曲）、《同一首歌》（陈哲、迎节词/孟卫东曲）、《在中国大地上》（晓光词/士心曲）、《涛声依旧》（陈小奇词曲）、《春天的故事》（蒋天儒、叶旭全词/王佑贵曲）、《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珠穆朗玛》（李幼容词/臧云飞曲）、《好汉歌》（易茗词/赵季平曲）、《走进新时代》（蒋开儒词/印青曲）等等。
在这些民族声乐作品中，有独唱曲、合唱曲、重唱曲、艺术歌曲、电影电视插曲、通俗歌曲等多种音乐体裁。有的是当代作曲家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以民歌、曲艺、戏曲音乐主题发展改编而成，也有的是将传统音乐韵律与时代音乐语言相结合创作的民族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作品。
在民族歌剧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亦很重视从传统的歌舞、说唱、戏曲音乐中吸取养料，同时根据剧情表现的需要，创造出生动的歌剧音乐形象。比较成功的民族歌剧有：《小二黑结婚》（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刘胡兰》（于村、海啸、卢肃、陈紫编剧，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红珊瑚》（赵忠、钟立兵、林荫梧、单文编剧，王锡仁、胡士平作曲）、《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沙作曲）、《洪湖赤卫队》（朱本和、张敬安、欧阳谦叔、杨会召、杨少山编剧，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芳草心》（向彤、何兆华编剧，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等，均是举世公认的新中国６０年来新歌剧的代表作。
民族器乐曲创作的成果也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现代民乐创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各地普遍建立的民族乐团（队）及音乐院校开设民族器乐专业教学，客观上促进了民乐创作的发展；二、现代民乐创作既与各地传统民间乐种并存，又以西洋音乐创作作为参考和借鉴，其创作题材之多样、质量之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少见；三、从新民乐创作理论体系的建构，到传统与现代手法研究的兴起，人们对民乐创作领域的各种新问题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衡量和思考。
新民乐从创作方式来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前期，由演奏家兼事作曲是创作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期间，由于演奏和教学的需求，许多民族器乐演奏家都纷纷动起笔来创编乐曲。因演奏家很熟悉乐器表现性能、音域、音区特色及演奏技巧，乐曲所要刻画的音乐形象可以在乐器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由演奏家创作的乐曲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海怀的二胡曲《赛马》、孙文明的二胡曲《流波曲》和《弹乐》、鲁日融的二胡曲《眉户调》及《秦腔主题随想曲》（与赵震霄合作），张长城、原野的板胡曲《红军哥哥回来了》，刘明源的中胡曲《草原上》，陆春龄的笛子曲《今昔》、赵松庭的笛子曲《早晨》，阎海登的笙曲《孔雀开屏》，任同祥的唢呐曲《庆丰年》，孙裕德的琵琶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刘德海的琵琶曲《浏阳河》、王惠然的琵琶曲《彝族舞曲》，郑宝恒的扬琴曲《万年欢》，曹东扶的筝曲《闹元宵》、赵玉斋的筝曲《庆丰年》、王昌元的筝曲《战台风》，李祥霆的琴曲《三峡船歌》、龚一的琴曲《梅花吟》，冯少先等人的月琴曲《松花江船歌》，刘明源的小型民乐合奏曲《喜洋洋》和《幸福年》，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草原连北京》等。从这些由演奏家兼作曲家创作的乐曲中可以看出，他们受到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的熏陶和感染，所创作的作品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增强了古老乐器的艺术感染力，焕发了艺术青春。当然，毋庸讳言，演奏家从事创作也存在某些不足和局限性，在作曲技法上也有一些欠缺之处。
民乐创作的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民乐创作队伍中有了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加盟。李焕之、彭修文、刘文金、朴东生、金湘、赵季平、饶余燕、高为杰、胡登跳、顾冠仁、张殿英、钱兆熹、刘锡津、张式业、景建树、何训田、唐建平、杨青、王宁等专业作曲家，学贯中西，厚积薄发，他们创作的乐曲音乐形象鲜明，风格各异，色彩纷呈。如李焕之的古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彭修文的民族管弦音诗《流水操》，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金湘的民族交响音画《塔克拉马干掠影》，赵季平、鲁日融的民族管弦乐曲《长安社火》，饶余燕的民乐音诗《骊山吟》，朱舟、俞抒、高为杰的民乐合奏曲《蜀宫夜宴》，何训田的民乐合奏曲《达勃河随想曲》等。这些作品，既继承又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还体现了音乐创作与时代潮流相适应，进而走向现代性与民族性互融互汇，民族性与现代性多种多样结合的新阶段。
音乐遗产得到保护利用
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遗产展开全面收集整理，是建国６０年以来进行的一项巨大的民族音乐建设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文化部门、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各地音乐研究机构、音乐院校，组织了大批音乐家深入各地采风，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传统音乐资料，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的各种传统音乐曲集。在此基础上，１９６０年８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出版社联合发起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地积极行动，至１９６４年已有十余个省编成了初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并不利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工作的开展，特别是随后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工作便半途夭折。
“文革”浩劫结束后不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工作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了《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提出了编纂出版四大民族音乐集成的具体规划，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范围内全面展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
四大民族音乐集成是学术性和资料性并举的研究性质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是璀璨宏富的传统音乐遗产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科研价值和实用价值。
经过近３０年来全国数以万计的音乐家与民间音乐艺人的齐心努力，四大集成迄今已全部编纂完成出版。四大集成均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各为３０卷，全部为１２０卷，每卷的篇幅平均按２００万字计算，总计达二亿四千万字。这四大集成是一笔宝贵的传统音乐财富，必将对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继承和创新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更新的过程。新中国６０年民族音乐发展的历程充分说明，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中国的民族音乐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