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是来自西方的音乐艺术形式，近一个多世纪才开始传入中国。然而，这项艺术形式在中国真正得到发展和壮大，还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历程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对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之路以及在６０年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一番回顾，是非常必要和富有意义的。

    从无到有的根本转变

    新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起步艰难，当时主要是基础条件差，专业人才匮乏。１９４９年建国时，各行各业都开始从百废待兴的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作为音乐文化中高品位代表的交响乐，同样受到了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特殊重视。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些后来在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乐团先后成立，如北京的中央乐团和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分别于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６年成立，再加上１９５３年正式成立的新影乐团以及由老区中央管弦乐团演化而来的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等，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首都交响乐演奏阵容。而在上海，除了早在１８７９年就已成立的上海交响乐团（１９５６年正式命名）外，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广播乐团等，也都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陆续成立，与此同时，在祖国南方的广州，也于１９５７年成立了当时的广州乐团（现广州交响乐团的前身），上世纪７０年代后，北京市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乐团——北京交响乐团。这些交响乐团的成立，为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新中国创建后，随着国家建设的高潮迭起，各个交响乐团都在自身的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交响乐团的专业起点低，演奏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乐器的质量也很一般，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老一辈音乐家们本着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我国的交响乐演奏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而当时以前苏联为首的部分音乐发达国家所派来的援华专家，亦对我国交响乐演奏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５０年代，国家为了加快培养交响乐方面的艺术人才，先后选派了若干批优秀音乐家赴前苏联以及前东德等国家留学，用以强化优秀音乐人才的专业素质。这其中，李德伦于１９５３年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黄晓同于１９５６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韩中杰于１９５７年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郑小瑛于１９６０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袁方于１９５６年入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这些指挥家学成回国后，迅速成为中国各主要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并很快发挥出了他们各自的重要作用。而除指挥家外，亦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演奏人才分期分批公派出国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也立即成为国内各大交响乐团中的业务骨干。

    深入实践与提高的有益步骤

    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广泛的艺术交流和深入的艺术实践，当时一批批国外援华专家，以他们的辛勤努力，将世界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艺术经验传授给年轻的中国音乐家，为刚成立不久的各个国家级乐团打下了交响乐演奏的基础，并在这种基础上逐渐发展和建立起系统化的演奏体系。以中央乐团为例，上世纪５０年代，这个乐团曾在前东德著名指挥家戈斯林教授的指导下接受东欧学派的严格训练，这段时期乐团掌握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和浪漫乐派的经典作品。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又给中央乐团带来了全新的艺术气息，他那严谨热情的指挥风格和高精尖的指挥技术，使中央乐团的音乐家看到了当时世界先进的交响乐演奏技术并感受到了全新的艺术表现理念。进入上世纪８０年代后，中央乐团又在美国指挥家大卫·吉尔伯特的一段集中训练下获得了新的提高，这期间，他们开始接触到更加广泛的曲目，其中包括巴托克、科普兰、斯特拉文斯基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这三位只是无数外国专家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正是因为有了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和不断的艺术交流，中央乐团在上世纪的数十年中，一直以国内最高水平的演奏而活跃在交响乐艺术的领域中。

    一个交响乐团若离开听众这一庞大的受众体是绝对不可能在艺术上得到发展的，我国与西方世界不同，人们对交响乐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认识上都显得相对陌生和茫然，这是文化基础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培养交响乐听众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工作，它是攸关一个交响乐团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年，以中央乐团为首的各主要交响乐团，都利用大量时间进行交响乐普及工作，那时，下基层演出非常普遍，交响乐与大众相结合成为时兴的口号，而以李德伦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家，为了普及交响乐不遗余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有益工作。

    中国交响乐的日益成熟

    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各地交响乐团的诞生以及演奏水平的提高上，而交响乐创作上的累累硕果业已成为这项事业发展的催化剂。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国”字号交响乐团，在经过若干年的技术训练和演出实践后，已经能够将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欧洲古典及浪漫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系统完整地演奏下来，这就使其具备了演奏创作作品的技术实力和经验。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专业作曲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乐团的节目单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焕之的《春节组曲》，马思聪的交响组曲《山林之歌》、《第二交响曲》，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罗忠■的第一、二交响曲，《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朱践耳的《节日序曲》，王西麟的交响套曲《云南音诗》，吕其明的管弦乐《红旗颂》等。“文革”期间虽然作品很少，但却出现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改革开放后，交响乐的创作更是欣欣向荣，一批批杰出的青年作曲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大胆新颖，很多优秀作品已接近和达到世界水平，如陈怡的管弦乐《多耶》，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瞿小松的交响组曲《山与土风》，刘■的管弦乐《土楼回响》等。还有一批老当益壮的前辈作曲家，更是写出了他们的时代绝笔，如朱践耳的全套十部交响曲，罗忠■的《暗香》，杜鸣心的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等。

    交响乐创作成就的不断翻新，很好地促进了交响乐演奏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交响乐团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作作品可供演奏而只能演奏外国作品，而现在，中国交响乐作品已形成数量、质量上的全面优势和风格上的日益成熟，可以说，一个中国交响乐艺术流派正在成形之中，这是中国几代交响乐艺术家们所共同奋斗的结果。

    新时期转型带来的巨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交响乐事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交响乐艺术领域也吹响了改革的号角。１９９６年，原中央乐团被改编为中国交响乐团，２０００年，中国爱乐乐团又在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基本建制上，通过广泛的社会招聘而组建起来。随后，深圳、广州、青岛、厦门等地，都先后完善和创建了新型的大编制交响乐团，这些交响乐团（包括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都在努力追寻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将原来由国家统管的专业化乐团改成国家与赞助团体共同参管的职业化乐团，乐团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标准职业化乐团的模式，采用艺术总监管理制和业务人员聘用制，创建音乐会演出季，努力使艺术水准得到全面的提高。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各职业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很多乐团的演出季完整、突出而富有特色，这其中，中国爱乐乐团的业绩最显著，他们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国交响乐演奏艺术的巨大跨越，几次高水平的世界巡演，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音乐家的独特风采。而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也分别在各自的出访演出中为祖国争得了光彩。

    如今，祖国神州大地上已经诞生了１７个职业化交响乐团，这个数字若比起音乐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但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很有吸引力了。然而，中国职业化交响乐团的发展仍有着很多不足之处，每个乐团的固定听众群体还尚未完全成形，而自身建设中又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弊病和缺憾，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牢固而宽泛的音乐艺术氛围与环境，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去认识、提高和完善。

    展望未来，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充满希望，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这部辉煌的奋进序曲之后，出现的定会是更加宏伟的壮丽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