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银幕上，一代代中国电影艺术家为跨入史诗式宏大叙事的领域，曾锐意求索，且战且进，传递着接力棒。最早以“革命战争片”的名义而领一代风骚的电影导演，当推汤晓丹和成荫，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到“文革”后出现的《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等，均显示出历史主义的最初觉醒；其后，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巍巍昆仑》《大决战》与《开国大典》等鸿篇力作的问世，逐渐开启了“敢揽历史风流、熔铸史诗结构”这令人鼓舞的新局面。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的喜庆之期，一部172位明星共聚一堂为祖国母亲献礼的影片《建国大业》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史诗式“大片”的新样式：既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历史观的普及，又要证明“主旋律”影片也是可以取得好票房，会被市场所广泛接受的。然而出现在当下，它的制作模式和它承载的各方赋予的意义，必将使得这部影片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制作和经营的突出案例，或许也将成为今后一种电影制作的崭新模式。
从拍摄于1989年被评论家称为“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能够常映不衰”的献礼片《开国大典》，到拍摄于2009年具有崭新电影制作模式的献礼片《建国大业》……20年的时光，中国电影经历了市场大潮的洗礼和娱乐化的冲击。本版以“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为思路，梳理中国电影史诗献礼片的脉络，并倾听主创人员的创作心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创作经历其实正折射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仅仅是一个点的切入，有心人的思索会远超过影像的表面。——编者
熔铸史诗：电影人面对着怎样的挑战？
黄式宪
作为奉献给新中国40华诞的一份厚礼，李前宽、?摇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以史诗式的宏大气势，再现了解放战争最后一年间历史风云的变化，将镜头焦点紧紧地对准了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历史角色，揭示了由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历史力量的最后决战及其胜负归属的历史必然性，特别着力于将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政治睿智和军事指挥艺术所达成的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决策和英雄气概，刻画得何等的虎虎有生气！由此乃张扬着一种人民创造新世纪的巨大历史激情，让全剧升华出一种史诗式的风骨和神韵。它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刻画出既叱咤风云而又血肉丰盈的两大阵营里诸多不同历史角色的形象和性格，或英雄或枭雄各得其所，并在历史的概括力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上达到了一种史诗性审美的境界。该片所涉重大历史事件甚多，浩瀚的战争场面甚大，凡毛、蒋等有名有姓的重要历史人物约有138位。如何开篇、布局，如何抓住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而又层次分明、张弛有致，如何牵引由历史自身内在地激发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而又有力地凝聚着史诗意蕴，可谓非出以历史之大手笔是很难驾驭的。不妨说，《开国大典》的主创者，是以一种前所罕见的历史大手笔，实现了对历史内容的巨大开掘和概括，其叙事是具有历史厚度与深度的，有力地奏响了新中国在东方地平线上崛起的时代最强音，在银幕上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气象宏伟的史诗长卷。
时光荏苒，又20年后，恰逢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又一部史诗式大片，韩三平?摇、黄建新导演的《建国大业》应运而生，其宏大的叙事架构以1945年“重庆谈判”破裂揭开序幕，继又通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迎来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以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而达于高潮和终局。不妨说，《建国大业》的主创者，捕捉到了一个新鲜的历史与审美的亮点，在毛与蒋这两种不同历史力量展开最后决战之际，以张澜的民盟、李济深的民革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无党派人士、知识界名流与社会贤达等，他们作为第三种政治势力，经历了历史的震荡与徘徊，或自我良知的拷问与觉醒，最后终于从蒋家“旧政协”的小营垒，踏上了人民“新政协”的大舞台，由此而对新中国的诞生给出了法理意义上的认同与拥戴，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凡此种种笔墨，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统一战线逐渐实现的历史进程，这别具一种中国特色、并富于政治和文化之历史气象的成功创造，也颇具一定的观赏性。特别是对于80后、90后的一些年轻观众（他们恰恰是支撑当今电影市场的主体性观众群），无论是李公朴、闻一多或冯玉祥的被暗杀，又或者张澜的被营救脱险、李济深的为历史公义而毅然北上，再还有傅作义“善莫大焉”的北平和平起义等等，举凡此类精彩的历史细节，也是过去电影里罕见问津的，因之也就具有了若干历史“解密”的趣味性。
这里还应当提出的是，《建国大业》依托着中影集团作为国家电影旗舰所拥有的强大产业实力，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明星阵容。而众明星的加盟，都是在以为祖国母亲庆贺生日的名义下以“零酬金”的方式参加拍片的，拍的差不多都是“短章小品”，采取的都是“因人设戏”的“漫天撒星”（每人所占长度数秒或数十秒、数分钟不等），而非按叙事的规律“因戏选角儿”。该片首映36小时，即在全国创下4500万元的票房纪录，这的确是一个完全不可复制的“个案”。事实上众多明星加盟，其效应仿佛就是一个国庆嘉年华，大家聚在银幕前欢天喜地一乐，如此而已。尤其当一些年轻人把“指认明星”的多寡数字作为竞猜游戏时，那么，他们对明星所饰角色历史身份的认知及其在情节进程中的意义，则势将遭到若干的减弱或消解。
我认为，《建国大业》在总体立意和叙事的把握上，在情节的点、线、面有机联结上似乎存在着“顾此失彼”之嫌。这些明星出彩的看“点”，诸如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等等，均堪称妙笔。但是，在衔接到“线”与“面”上时，则显然力度都有所不逮。因为，它们在叙事的全局上，缺乏国共两党两军两种历史力量“中原逐鹿”之大决战步步紧迫的军事危机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性压力。
综而论之，中国近当代史上的这四年，诚可谓“天翻地覆”的四年，它自身蕴涵着无比丰厚而神采飞扬的史诗式的历史内容。但是，《建国大业》所给出的历史时空则是平面化的，在历史的天平上它又呈现出一种倾斜之状，即：笔墨多用在“统战”方面，侧重凸显了毛与蒋波诡云谲的政治角逐，特别在描写毛泽东与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高端民主人士的关系上，堪称匠心独运，刻画得惟妙惟肖，并显示出历史所独有的厚重感。但是，三年解放战争毕竟是“打”出来的，在银幕上举凡涉及辽沈、平津、淮海与渡江等重大战役，都是用两三个大全景的战争场面镜头（而且多用的是借来的资料镜头）与字幕予以介绍便草草带过的，从没见打过任何一场有分量、有声有色、结结实实的浴血奋战，特别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根本未给出情节式的艺术呈现，人民得天下而坐江山，得来竟何其平易、顺手乃尔！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面地或非平衡地或倾斜式地来陈述历史，能熔铸为史诗吗？它可能仅止于朴素的历史故事，无论如何它是断难跨入史诗式宏大叙事的境界的。就美学的意义而言，史诗的创造具有自己不可被替代或被任意解构的庄严性，面对历史我们需要怀有诚实和敬畏之心，万不可为了某种即或合理合法的功利计较（如产业与票房操作）而任意为之。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诗”？艺术家在面对史诗创造之课题时，他将遇到怎样的一种挑战呢？史诗是艺术创造主体与历史精神的一种庄严遇合，离开对历史精神的把握而拘泥于某些就事说事的历史表象则是不宜提倡或效法的。就人类文明演进的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无不渴望创造自己的史诗，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艺术家的史诗创造，则正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在美学精神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自觉的体现。艺术家敢于跨入史诗式的宏大叙事领域，并探求史诗作品的美学境界，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大课题。高瞻远瞩，这就需要敢揽历史风流而写时代之巨变，敢挟时代风雷以谱人民革命之壮歌。写三年解放战争若将几场生死攸关的战略部署和决战都一 一予以淡化，那么，由毛、蒋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正、负不同之“极”的历史性大决战，便将悄然隐退而失之于无形。
退一步来说，艺术创作一向就是难于求全责备的，为祖国母亲的生日嘉年华添彩头，或许也算是给全国人民的一种贡献、一个交代吧。
执导《开国大典》的思考与心得
李前宽 肖桂云
革命历史巨片《开国大典》是长影厂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而摄制的献礼片。文学剧本经电影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讨论于1988年7月底通过。1989年7月31日影片经审查通过。由于这部影片题材重大，涉及面广，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十分关怀重视，后期制作几经修改，终于在1989年9月21日的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上首映。回顾20年前那段紧张、艰辛的创作过程，心中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五味子”滋味。我们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然而，当历经艰辛之后，攀登上一个山岗，看到崇山峻岭，又要继续奋力去攀登。
《开国大典》于1988年11月11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实景开机，拍毛泽东与毛岸英谈话的重头戏；而后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影片的高潮戏天安门前“开国大典”拉开序幕，转战全国12个省市，跑遍大江南北，动用了15万人次的群众演员，请来130个演员参加剧组工作，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于1989年5月11日停机。这期间虽遇到各种困难，致使进度受到一定影响，但我们有一个宗旨：努力把《开国大典》拍好，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
拍好一部影片，创作者必须对所反映的题材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和充沛的激情。那么，我们的创作冲动和激情从何而来呢？那要从我们拍摄第一部影片《佩剑将军》说起。在拍这部以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影片时，我们接触并了解了解放战争中许多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对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有了真切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们与作家张笑天就萌生了一种沿着淮海战役英雄们的足迹继续走下去，把我军从三大战役到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辉煌历史搬上银幕的强烈愿望。为了实现这一夙愿，我们苦苦等待了8年，努力了8年。
我们的创作冲动的另一个更深层的来源，在于我们这一代人对共和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我们看到了《开国大典》剧本。当时我们兴奋激动，强烈的创作冲动和一定要拍好的决心，几乎同时涌上心头。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来自接到剧本的一刹那，不如说是来自8年的长期积累、等待和努力。这是一种憋足了劲的爆发，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必然。拍摄高潮戏天安门前“开国大典”时，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当我们和扮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不由得想起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我们还在电影学院读书，有幸参加了天安门前的文艺大军。在庆祝和联欢活动中，当我们在那么近的地方真切地看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在一起的动人情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
《开国大典》形象地展示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走向失败，以毛泽东及其战友为代表的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走向胜利，新中国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起来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它全景式地概括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如三大战役的胜利，苏联特使米高扬秘访西柏坡，北平和谈，蒋介石退隐溪口，李宗仁支撑南京政府残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我军入城前的整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出逃大陆，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对未来的思考，开国大典等等。影片无论题材的分量，还是人物与事件的数量，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空前的。把握和处理好这一题材，导演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独特的自我意识对巨大的历史内涵加以审视，去透视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契因，以期在银幕上恰到好处地把握整体。新时期电影创作较为宽松自由的气氛，使我们敢于实事求是地面对严峻的历史，以大思路、大气魄、大手笔去洒脱地掌握、处理这一题材。《开国大典》的文学剧本提供了一个宏观而真实的时代背景，推出了众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把笔墨集中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上。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银幕上，透过主要人物思想感情的挖掘和表现，自然地把那个时代展现出来。
《开国大典》之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出现了许多受观众欢迎的好影片。继这些影片之后拍摄《开国大典》，要有新的突破，必须准确地把握历史，寻找出新的视角。当然，影片的分量轻重，题材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创作主体对题材进行高屋建瓴的审视和深入的开掘。《开国大典》文学本具有视角独特、概括性强等特点。全剧几乎没有过场戏，这些重大事件中任何一件，那些著名历史人物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拍成一部影片。现在却要把这些庞杂纷纭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集结在一部影片里，无疑为我们把握和表现这一题材带来困难。《开国大典》作为历史巨片，除具有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和大投资这些特点外，还具备了高视角、多信息和大张力等与众不同的特征。这就为我们从高起点去做新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创作基础。
《开国大典》追求一种既是实的又是虚的，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风格。这种风格样式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即力求在宏伟的历史背景下对领袖人物的个性、心态，进行多侧面多层次深刻的挖掘，以创造真实、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用一支大笔大写意地勾勒历史前进的轨迹，再用工笔细描人物内心。可以说，《开国大典》给我们的创作生涯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而这种风格一直影响到我们之后的电影创作。
《建国大业》的剧本这样诞生
陈宝光
2007年冬天一个周六的上午，西北风呜呜地刮得正盛，足有五六级。太阳没有云彩的遮蔽，亮得晃眼。我乘上地铁，在快到终点的时候下车，又坐了两三站公共汽车，来到王兴东的家。吃过午饭，我们在一起聊天。聊过他创作的剧本《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后，他谈到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他想创作一个向共和国60华诞献礼的电影剧本。我在钦佩他连续作战的旺盛精力的同时，也诧异他想得那么远——因为还隔着那么长时间。但这想法无疑是不错的，问题是写什么。可写的题材和人物很多。讨论来讨论去，我们一致认为，应当写毛泽东，因为他是对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贡献最大的人物。我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抱着长期的浓厚兴趣，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王兴东邀请我与他一起编剧。因为我从未编过剧，志向又不在此，对编剧之苦亦心怀怯惧，所以表示只愿意从旁协助。王兴东坚持要我参加，说只有署了名才能真正负起责来。在他的说服下，我同意了。王兴东说，咱们都是党员，都当过兵，都是伴随新中国长大的，到了共和国60年大庆的时候，有责任干一把。他说得很动情，我的心里也热乎乎的。
写毛泽东的影视作品已经不少。八一厂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支持下，倾全厂之力拍摄的《大决战》等系列影片，在对解放战争的表现方面令人叹为观止。长影厂的影片《开国大典》在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上独出机杼，堪称佳作。我们要写，必须与它们有所区别。
王兴东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号召政协委员写政协，而全国政协的成立恰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全国政协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直接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政治协商、民主建国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写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借此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由。由于把这类题材成功地搬上银幕的电影作品尚付阙如，这给我们留下了机会。我们确定了写第一届政协会议，写统一战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同时我们也就确定了这部未来影片的第一主人公应当是毛泽东，他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富有远见的制定者和事必躬亲的践行者。只要了解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分配毛泽东主抓全党的军事和统战工作，读一读他亲笔给民主人士写的大量信函、电文，看一看他亲自做众多民主人士工作的事实，就不难同意这一点。我们认为，如果无视毛泽东本人对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视和重大贡献，则易有忽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全盘工作中的战略性和看轻这一大法宝的危险。
要写全国政协，就要写民主人士。著名的民主人士很多，有趣的故事也很多，都写势必导致笔墨分散，但若要取舍，则写谁不写谁又颇费斟酌。王兴东提出只写新中国初建时的三位民主人士的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使这个难题随之破解。当初，我们只是为了避免“为什么不写某某某”之类的诘问，是一个讨巧的做法。后来我们发现，这三位副主席正好代表了三个重要的方面：宋庆龄不但代表了一直坚持革命立场的国民党左派，而且代表了孙中山；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澜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在后来的写作中，我们发现在1949年的国内政治形势中，是否“划江而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又重点描写了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把他作为那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毅然站到人民一面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代表。这其实是一个群戏。不要说有那么多民主人士，就是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的一个代表。但若要硬按“一人一事”的电影编剧理论来要求，我们把这个剧本归纳成“一人”是毛泽东，“一事”是建国。简单说起来，就是毛泽东（领导）开了一个会，建了一个国。
文似看山不喜平。从一开始，王兴东就提出要给每个主要人物找到危机，民主人士北上要很不容易，有了危机，有了冲突，戏才好看。在深入研究史料后，我们发现历史已经提供了理想的素材。毛泽东在城南庄居住时，曾受到特务引导的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李济深在香港受到监视，秘密北上时颇费周折；宋庆龄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才同意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张澜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险些遭到暗杀……把这些情节加进去之后，使影片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摇曳生姿。影片的片名我们很早就定为《建国大业》。因为字少，庄重，响亮，风格有点像颜真卿的楷书。恐怕其中也有《开国大典》的影响。曾有人提出中国之“国”古已有之，何由再建？但《建国大业》之“国”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确实建立在1949年。我们也曾推敲过是叫“建国大业”还是叫“建国大计”好，最终觉得还是叫“建国大业”分量更重一些。后来我们在史料中，看到毛泽东在迎接宋庆龄到北平时说的就是“欢迎你来与我们共商建国大业”，就更确定了这个片名。
冬去春来，夏歇秋至，北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健儿的出色表现鼓舞着全国人民，也激励着我们。在王兴东家庭院里被阳光烤得温热的凳子上，我们互相模仿着剧中人的语气编着台词，激动时眼睛溢出泪水。更多的时候是分头写作，各自为战，互联网充当了忠实的信使。剧本在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中逐渐成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对这个题材的写作做过两次重要批示，并将剧本批给全国政协所有副主席审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中国艺术报》登载的王兴东的《建国大业》创作谈旁做了重要批示，对这部影片寄予厚望。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同志在看完剧本后立即给予充分肯定，迅速提交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讨论，筹划剧组的搭建。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同志带领北京市政协的党史、历史专家们提意见把关……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个剧本被搬上银幕是不可能的。
60年前，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60年后，我们来看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感觉那真是一个伟大的起点，它开始了一个古老民族长时间的至今还在继续的伟大的复兴。
《建国大业》已经与观众见面了。作为编剧，我们真心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如果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的欢乐颂中是一个悦耳的音符，在13亿人民欢乐的海洋中像一朵美丽的浪花，那我们将感到十分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