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与中国文化的调整、发展和繁荣，中国话剧也完成了自身的变革与转型，划出了有独特亮色的运行曲线，折射并敦促着社会的经济进步、思想解放和文化观念更新，开创了它在中国戏剧历史上的新纪元。60年的话剧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变迁史。回顾新中国60年的话剧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闪光的彩带，它拖出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7年：话剧正规化、专业化建设
新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其开端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于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为一次全国戏剧工作者胜利会师的大会，大会为新中国的戏剧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提出了新的任务。中国话剧从此整合了力量，明确了方向，制定了新的目标，开始了它正规化、专业化、艺术化的建设道路。
为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的需要，话剧急需改变以往战争年代剧团动荡巡回的演出方式，加强专业化、正规化建设，迅速提高舞台艺术质量。于是，政府开始对来自老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众多演出团体进行改组重建，将它们分别设置为各大中城市里的专业话剧院团。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等。
与专业话剧院团的建立相配套，中央重点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两所高等话剧学府。
文化部倡导在有条件的剧院建立总导演制，任命孙维世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黄佐临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
新中国的话剧创作开始热情反映新生活，讴歌民主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塑造新的革命英雄人物，众多的新创剧目涌现出来。代表性剧目有揭示新旧社会对比的《龙须沟》、表现农民新人成长的《战斗里成长》、写工业生活的《在新事物面前》、反映农村伟大变革的《春风吹到诺敏河》、表现抗美援朝题材的《钢铁运输兵》等。此外，《万水千山》、《马兰花》、《不能走那条路》、《在康布尔草原上》、《明朗的天》、《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都取得很大的舞台成功。
创作之外，各个话剧院团也开始积极演出古今中外的名剧名作。其中俄罗斯与苏联剧作就达50多部，诸如《钦差大臣》、《大雷雨》、《万尼亚舅舅》、《小市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另外还演出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易卜生的《娜拉》等众多世界名剧。上演的五四以来优秀剧目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曹禺的《雷雨》、《日出》、《家》，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田汉的《名优之死》，以及《阿Q正传》等。这些名著的精心排练和演出，把话剧的舞台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话剧政治性强，思想感情积极向上，题材成为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题材大约有三个方面：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主要可划分为英雄题材、农村题材、革命题材。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性不够高，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80年代：由历史反思到艺术反思
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解放思想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改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多样化探索成为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期的两面旗帜，也成为中国话剧在这一时段的两面旗帜。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转折关头，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汛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救救他》、《权与法》、《血，总是热的》等作品，先后在观众中引起广泛的轰动，酝酿并促动了时代的反思，充分展示了它的公共性效应。
这一时期，中国话剧也迎来了它创作上的高峰期，一大批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先后呈现于舞台：《狗儿爷涅■》、《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桑树坪纪事》等成为新时期话剧的经典剧目。其间还恢复上演了大批“文革”前优秀剧目，如《茶馆》、《桃花扇》、《蔡文姬》等，为中国话剧的薪火相传续上了断裂的10年。与之同时，表现“文革”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勋的剧作，如话剧《陈毅市长》、《彭大将军》等，也都掀动了民众的情感。
这些作品自觉承担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说真话，抒真情，凸显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特征。话剧创作在它复苏的时候，像它最初出现于中国舞台上的时候一样，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舆论作用，其立意主要在于政治内容上的拨乱反正，呼唤人性的苏醒。
但很快，人们不再满足于戏剧舞台的政治化与复古化，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戏剧的本体发展，话剧开始了由历史反思到艺术反思的过程。探索最先从话剧的形式开始，引入自由的时空切割方法、灵动的换场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求新求变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现象。小剧场戏剧三部曲《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率先推出，接着是《对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挂在墙上的老Ｂ》、《魔方》、《山祭》、《Ｗ.Ｍ.，我们》等等，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80年代的探索话剧是新时期戏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们舞动着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旗帜，把我国的话剧创作从教条化、样板化的僵硬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心理逻辑和多音部交响的结构原则下凸现了心灵的真实和丰满；同时，它们的探索丰富了舞台语汇的方法和技巧，使话剧这门艺术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让人们看到了它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创作前景，以及它走进20世纪世界戏剧总体格局中的步伐和姿态。
90年代：由艺术转型到经济转型
发展市场经济，是９０年代中国的特点。８０年代的群体性、精神性、理想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被９０年代的个体性、世俗性和商业性所取代。兴起于80年代的小剧场戏剧，应和着时代节拍，转而追求商业成功，刺激了一批独立制作人的产生。这些创作使话剧的审美特性由此向商业特性转移。与此同时，一系列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措施陆续出台。可以说，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主流倾向、市场机制下的大众转型、小剧场戏剧与独立制作人的发展，构成了90年代中国话剧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是90年代中国戏剧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为抵抗大众文化中低级媚俗的一面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国家强化了对文化艺术的调控力度。1991年中宣部组织了“五个一工程”奖，同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华奖。这两个奖项的实施，成为90年代国家组织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方式，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剧目，使主旋律戏剧成为90年代国营话剧在艰难中崛起的最重要支撑。
话剧大众转型的标志，是都市话剧作品的大量涌现。《留守女士》、《大西洋电话》、《OK股票》、《同船过渡》、《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作品就是这种转型的产物。这些作品为90年代的话剧带来了新的东西：平视而非俯视的观察视角，平易而平常的生活感受，世俗化、市民化、日常生活化的细节描写等。
90年代的小剧场戏剧成为创作热点，它们在商业运作方面的成功因素被发掘出来。“短、平、快”的特点，制作成本低，投资少，制作简便，排演周期短，且能打破剧院团之间的界限挑选演员的特点，都便于进行商业操作，于是被慧眼识珠的运作者们盯住并抓住不放，小剧场戏剧由此获得蓬勃发展，并获得了相对固定的青年观众群体以及丰厚的票房利润。统计结果显示，仅仅从1997年到2000年的四年间，在北京，由私人投资，按照市场化运作形式生产的小剧场剧目，已经远远超过了国营院团投资生产的新创剧目的总和。
独立制作人在小剧场戏剧的运作中获得了生长空间，并进而成为90年代最重要的话剧现象。一时之间，伴随着一些小剧场话剧的赢利，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牟森的戏剧车间、孟京辉的“穿帮剧社”，以及“蛙实验剧团”、“火狐狸剧社”、“星期六戏剧工作室”等纷纷涌现出来，在戏剧与市场之间搭起了一座座沟通的桥梁。这些独立制作人和制作团体在９０年代的涌现，对于传统的话剧组织结构和生产模式都造成了深层的冲撞。
进入21世纪：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探索、尝试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程，文艺发展和戏剧发展进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运行时期。经历了体制、机制变革的阵痛之后，新型话剧观念和运作模式正在浮出水面，社会对话剧的新的需求使其重新充满生命活力。话剧的舞台艺术综合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与加强，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在舞台完满程度与完整表意上、在对舞台空间的最大发掘与利用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个亿的国家投入，使为期10年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成为戏剧创作的强大动力。“精品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成为话剧创作的努力方向。从《商鞅》、《立秋》到《生死场》、《父亲》，再到《黄土谣》、《我在天堂等你》、《郭双印连他乡党》、《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等，这些精品之作都具有健康进步的人文意识，新颖和谐的表现形式和完善精致的制作质量。
2000年，文化产业的概念在中国被高调接纳，并在2001年被纳入了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中。一轮新的、能够更加适应市场规律的戏剧创作和生产思路不断产生出来。
贺岁话剧成为人们近年来关注的热点。过去像这样根据节令来选择剧目和上演日期的考虑，以及这种针对市场、针对观众消费需求的举措，多是那些需要自负成本、自负盈亏的制作人、工作室，或者作品承包者的个体行为，而今这些贺岁剧的主人，除了个体之外，还有一些团体。武警文工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甚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在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念进步。
以“亲子剧场”为载体的演出形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成功挽救过日本儿童剧团的演出危机，现在中国的家长带孩子进剧场一起看戏，在大城市已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与大剧院交相辉映的“亲子小剧场”，于21世纪在中国各地悄悄兴起。这种演出形式不仅是艺术创作领域的全新探索，也是各地话剧和儿童剧院演出经营理念的全新尝试。可以预见，这种“亲子剧场”的经营方式，将为我国话剧和儿童剧的发展带来一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