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茅盾先生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写道：“这一种新样式在国外被称为Reportage，诚然是‘报告’，也诚然是‘文学’，……Reportage不过是年龄最小而已，其与‘小说’同为文学之一部门……”在中国，与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文学门类相比，报告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因为报告文学在全世界都只是100多年前才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诸种文学体裁中可谓是最年轻的。中国具备现代意义的报告文学最早的代表作是瞿秋白于1922年出版的《饿乡纪程》和稍晚些的《赤都心史》。夏衍1936年创作发表的《包身工》则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成熟之作。然而，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真正得到确认则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空前繁荣兴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这种文体的特质和品格获得了文学界、文学理论界普遍的认同。换言之，中国报告文学真正独立自成一家其实只是近30年的事情。但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便开启了我国纪实文学和史志报告的先河，它追求“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既是史传书写对准确性严谨性的要求，也是报告文学真实性史志性的要求。可见，报告文学在中国可谓根基深厚，源远流长，并非纯粹的舶来品。
报告文学是以语言文字艺术的形式，以形象化的手法直接反映现实和历史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报告”和“文学”的统一。现代报告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捷克著名记者基希将其简明地称为“艺术的文告”或“艺术的报告”。报告文学的两大特质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新闻性指的是报告的内容必须包含新颖、鲜活的信息，鲜为人知却又为人所关注，具备很强的时效性和社会性。新闻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内容、素材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正是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真实性品格。但这种真实性并不简单等同于人物和事件的事实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真实、判断真实和本质真实，是在事实本身基础上进行历史考证、理性分析和本质评判，并予以艺术化了的真实。新闻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特质。文学性指的是报告文学具有形象化特征，允许并要求合乎真实性原则的文学想象和艺术加工。这就把报告文学与一般的新闻报导、新闻通讯等区分开来。
今年，共和国走过了整整60年的历程。60年来，几代报告文学作家激情迸发，纷纷投身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最前线，与时代同忧乐，与人民共休戚，主动担当起作为文学轻骑兵和侦察兵的职责，记录共和国发展曲折壮丽的历史篇章，报告伟大变革时代的风云与风采。众多报告文学作家们总是以新闻记者一样的敏感敏锐，及时出现在国家重大事件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现场；以双脚坚定地踏在大地上的行走者姿态，贴近大众生活实际；以眼光朝下、以人为本、先忧后乐的人文精神，关注国计民生；以战士的勇气和社会良知的胆魄，以手中的笔为“匕首”和“投枪”，与一切愚昧、落后、黑暗、腐朽的事物作战；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自觉意识与追求，在文体形式、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上积极拓展，书写了成千上万部脍炙人口、社会反响强烈的佳作力作，为文学百花园增添了千枝万朵耀眼夺目的奇葩异蕾，很好地发挥了报告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为新中国文学走进社会主流和大众生活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综观新中国60年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报告文学的小中兴”、“‘文革’十年：报告文学的荒芜”、“变革期十六年：报告文学的勃发”和“转型期十七年：报告文学的拓展与嬗变”四个阶段。
十七年（1949-1966）：报告文学的小中兴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大多是以通讯报道或人物特写的形式出现，表现的主题大多是明朗的、跃动的时代主旋律；题材内容是激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正面事件；人物是具有新时代新风貌的新人典型。这些报告文学因对人民现实生活的贴近和真实反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文学战线“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及时而敏锐地反映时代的巨变和社会生活，注重塑造时代新人，弘扬时代强音，呈现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现代报告文学迥然相异的主题内容和审美特征，形成了一种小中兴的局面。书写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历史场面的，如林韦《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司马文森《新中国的十月》。塑造时代新人、英雄形象的作品，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以诗意浓郁的笔触赞美了抗美援朝的人民志愿军战士；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以人物特写的形式刻画了高级将领形象。秦兆阳《王永淮》、柳青《王家斌》、沙汀《卢家秀》等都是为新时代英雄人物立传。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工业报告”，如华山《童话的时代》描写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李若冰《柴达木手记》表现荒漠戈壁上火热的开发场景；“农村报告”如柳青《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讲述农村纷纷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生动情景。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思想。与此同时，苏联一大批“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涌入中国，拓宽了中国作家观照生活的视野，也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参考的对象。1950年代中期，作为“文学侦察兵”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批积极“干预生活”的“批评特写”，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反响。
上世纪50年代末，受“大跃进”和左倾冒进风的影响，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出现了浮夸失真的问题。60年代初中叶，出现了大量的描写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表现共产主义风格的报告文学，为新时代塑造了一大批光辉的形象。如王石、房树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谱写了一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颂歌；魏钢焰《红桃是怎么开的？》，刻画了一名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棉纺女工赵梦桃；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塑造了一位心中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好书记；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甄为民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西虹等《南京路上好八连》，孙谦《大寨英雄谱》，房树民、黄昌际《向秀丽》等，描写了一批时代英雄。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大多是以通讯报道或人物特写的形式出现，表现的主题大多是明朗的、跃动的时代主旋律；题材内容是激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正面事件；人物是具有新时代新风貌的新人典型。这些报告文学因对人民现实生活的贴近和真实反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缺陷是：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特质重视不够，不少作品在艺术方面比较粗糙，对人物个性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人物形象的刻画缺乏立体感和丰富性。此外，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报告文学一度还曾出现过较严重的“失真”现象。
“文革”十年（1966-1976）：报告文学的荒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作家惨遭迫害，加之错误文艺路线的控制和指导，文学创作受到了严重摧残，呈现出一派萧条荒凉的景象。
“文革”十年，也是报告文学的低谷期。据统计，1967至1968年，竟无一篇报告文学问世。而自1969年起，虽然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但大部分却因恪守“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路线，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只有少数表现英雄模范事迹（如“铁人”王进喜、好医生李月华）的作品，尚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而其所带有的时代印记亦是显而易见的。
变革期十六年（1976-1992）：报告文学的勃发
变革期十六年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切近当下现实生活，反映和表现的题材与主题大多具有鲜明的新闻性和时效性，在“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来临之前那样一个电视、数字传媒尚不普及，市场尚未发育，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直面现实特别是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接连产生了轰动性效应，也为报告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地位。这一时期因此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黄金期。
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善，思想的解放和再启蒙，文艺界“双百”局面的日渐形成……这一切的一切，都推动着作为文学“轻骑兵”和时代生活“神经末梢”的报告文学的崛起勃发和持续繁荣，从而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惹人瞩目的一道美丽风景。
1977年，徐迟以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主人公创作了《地质之光》，受到读者的称颂。1978年1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的《哥德巴赫猜想》，引起了轰动效应，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报春燕”。《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是命运长期被扭曲的普通知识分子。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强加于文艺的种种条框，从而使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从此以后，许多记者，小说、诗歌和散文作者等纷纷加入报告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如春花怒放，出现了一大批眩人眼目的作家和作品。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社会效果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从而造就了报告文学别样的艺术特质，为报告文学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使报告文学茁壮成长为堪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肩鼎立的一种重要文体。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包括报告“文革”制造的各80种冤假错案的“伤痕文学”，对历史进行追问和反省的“反思文学”，表现伟大的改革实践，探索伴随着改革进程出现的种种困惑、疑虑、阻力、难点等的“改革文学”，揭示、思考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干预生活的“社会问题报告”等。“伤痕”和“反思”报告，如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杨匡满、郭宝臣《命运》，张书绅《正气歌》，理由《扬眉剑出鞘》，大多以蘸满泪水的倾诉或控诉，揭露“文革”浩劫带给人们的空前灾难。“问题报告”代表作如乔迈《三门李轶闻》关注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焦点问题。改革报告如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张锲《热流》、程树臻《励精图治》，为改革者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欢呼。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尤为突出，徐迟除了《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外，还创作有以生物学家蔡希陶为主角的《生命之树常绿》和描写老科学家周培源的《在湍流的涡漩中》。黄钢也以李四光为主人公写下了《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船长》塑造了一个刚性人物贝汉廷，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刻画了内燃机专家王运丰的生动形象，孟晓云《胡杨泪》则深刻描述和探究了“出身不好”的钱宗仁艰难不幸的命运，黄宗英《小木屋》《大雁情》也分别书写了林业学家徐凤翔和植物学助理研究员秦官属曲折的人生，均可归入伤痕反思报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渐露端倪，号称“时代轻骑兵”、“侦察兵”和“突击手”的报告文学，敏锐地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些社会热点、焦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譬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民工潮问题，完善法制建设问题，独生子女、青少年教育问题，人才流动、出国潮问题，生态开发环境保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城市交通、供水、住房问题等。代表性作品如涵逸聚焦独生子女社会问题的《中国的“小皇帝”》，胡平、张胜友描写出国潮现象的《世界大串连》，徐刚表现生态危机的《伐木者，醒来！》，麦天枢涉及人口流动题材的《西部在移民》，赵瑜揭露体育界种种弊端的《强国梦》，贾鲁生揭示城市乞讨流浪者生活的《丐帮漂流记》等。改革报告和抒写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则有王宏甲《无极之路》、杨守松《昆山之路》、卢跃刚《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等。历史题材方面，钱钢《唐山大地震》或许可谓是开辟了“灾难报告”之先河，为国家灾难史添上了不可或缺的一页；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通过捡拾诸多的历史细节和情节，对一代人的命运悲剧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徐志耕《南京大屠杀》潜入历史内部，为中华民族受难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期报告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继续得到强化，全方位的、多视角的、全景式的宏大叙事的作品接连涌现，使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特质得到了加强和扩展。
变革期十六年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切近当下现实生活，反映和表现的题材与主题大多具有鲜明的新闻性和时效性，在“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来临之前那样一个电视、数字传媒尚不普及，市场尚未发育、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直面现实特别是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接连发生了轰动性效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影响，也为报告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地位。这一时期因此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此期报告文学已逐渐摆脱了以前常与散文、新闻作品混淆不清的状况，茁壮成长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样式。作家对报告文学特性、功能的认识和理解迅速深化，除了高度重视“报告”的新闻性、真实性这一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之外，非常重视题材选择、采访技巧、谋篇布局、环境渲染、细节运用、典型塑造、多元叙事等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此期报告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表现在：一、报告文学题材不断拓展，新闻性和真实性的特质得到增强，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完整地审视和把握现实与历史，勇于揭示和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二、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为丰富和丰满。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大量成为报告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人物性格、人物个性得到充分重视和强调。三、艺术手法上的多向开拓。作家注意吸收小说、散文、诗歌等其它文体的长处，以及电影、戏剧其它艺术的表现手法，使作品的文学性大大增强。四、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体裁，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反响，获得了大众读者广泛而普遍的认同，从而奠定了报告文学不可撼摇的独立地位。
转型期十七年（1992-2009）：报告文学的拓展与嬗变
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十年的报告文学中，最突出的是“时政报告”，即以社会重大事件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其次是社会焦点热点问题报告。其三是为时代楷模、英雄立传作歌，呼唤并重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道德、良知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更快发展。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主潮和大众心理，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和进程。此期报告文学仍然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但很难再现80年代“文学潮”那样壮观的创作井喷和接连不断的作品轰动效应的热闹场面。
90年代的报告文学似乎正在逐步走向“小众化”，在内容上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但是，对影响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大实践的报告，对新时代涌现出来的当代改革者、劳动者群体形象的塑造，对时代主旋律大力张扬的作品数量仍占相对多数。如邢军纪、曹岩《商战在郑州》，黄传会《“希望工程”纪实》，李鸣生《飞向太空港》等。与此同时，“社会问题报告”仍占有相当的比重，譬如有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如陈桂棣《淮河的警告》）、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如王家达《敦煌之恋》）、贫困大学生（如何建明《落泪是金》）、贪污腐败（如杨黎光《没有灵魂的家园》）等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报告。这种报告已经逐渐从“激愤式”走向了理性的思考，更加重视对问题的剖析，从中引出可行的对策与建议。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题材空间上继续有所拓展，高新科技领域与高科技人才、尖端军事国防题材、革命历史和近代历史题材等较多地进入被“报告”的范畴；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进一步丰富：日记体、口述实录体、访谈体，电影蒙太奇手法、多元叙事等种种方式都被作家所尝试和采用。
从1997年第一家文学专业网站的创建开始，文学，包括报告文学即同时受到了市场经济和网络等新兴传媒双重的挑战。受市场经济杠杆影响，报告文学创作一方面更加重视面向市场和读者创作，注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可读性和社会性，增强文学性和艺术性；另一方面，个别作家也存在着为市场写作乃至有意创作有偿报告、广告文学的不良倾向。网络、影视、手机等新兴传媒的流行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报告文学在努力适应新传媒环境的同时，也在试图利用新传媒提供的便利和传播途径，由此出现了如电视报告文学（电视剧、政论片等）、摄影报告文学、网络视频报告文学等新样式。
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十年的报告文学中，最突出的是“时政报告”，即以社会重大事件，时事、政治、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如中国“入世”、三峡工程、载人航天、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奔月计划、北京奥运、科学发展、改革开放30年历程（可统归为“新时代报告”），抗击“非典”、抗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可统归为“灾难报告”）等。“新时代报告”的代表作如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李鸣生《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何建明《国家行动》《我的天堂》，黄济人《命运的迁徙》，胡平《心月何处》，徐剑《东方哈达》，李春雷《宝山》《木棉花开》，梅洁《大江北去》，王立新《曹妃甸》，孙晶岩《五环旗下的中国》，傅宁军《大学生村官》和张胜友的系列电视政论片。“灾难报告”代表作如记录2003年非典的张积慧《护士长日记——写在抗非典的日子里》、徐刚《国难》，描写2008年初抗冰雪凝冻的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表现汶川大地震的李西闽《幸存者》、何建明《生命第一》、李鸣生《震中在人心》、朱玉《天堂上的云朵》。其次是社会焦点热点问题报告。如揭示贫困地区艰难生存的梅洁《西部的倾诉》，揭露和反医疗腐败的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一个医生的救赎》，揭示生态环保严峻课题的李林樱《生存与毁灭》，描写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黄传会《我的课桌在哪里？》，反映农村留守儿童严峻问题的阮梅的《世纪之痛》，揭示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社会难题的杨晓升《只有一个孩子》，表现空巢家庭老人苦境的曲兰《老年悲歌》，反映基层民主政权建设艰难进程的魏荣汉、董江爱《昂贵的选票》等。其三是为时代楷模、英雄立传作歌，呼唤并重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道德、良知的，如何建明《根本利益》，党益民《守望天山》《用胸膛行走西藏》，刘元举、康锦达《人民代表冯有为》，徐风《花非花》，张雅文《生命的呐喊》，蒋巍、徐华《丛飞震撼》，蒋巍《灵魂的温度》等。此外，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亦时有佳作出现，如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张培忠《文妖与先知》、王树增的“革命历史题材系列”。
1992年以来，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重大事件面前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不缺席，不失语。报告文学在题材内容、理性思辨、文体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在现场性、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品格方面有较大创新拓展，使得许多作品更生动好读，更有力量。与此同时，像《天使在作战》这样富于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较少，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政论性、干预生活的能力明显削弱。报告文学的发表园地、生存空间有所萎缩，创作队伍后继乏人，现有作家艺术能力有待提高。报告文学发展既有难逢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报告文学的成就令人振奋。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经数十年的发展，中国报告文学仍旧是一种相当年轻的、尚在成长之中的文学品种，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缺陷。但是，报告文学常葆的蓬勃生机与活力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