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中国记忆
http://www.cflac.org.cn    2009-09-22    作者:滕红雨    来源:中国艺术报

    新中国成立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我出生于1969年,哈,我出生时新中国已经是20岁小伙儿了。上学后听老师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苦难太多,历史包袱太重,民族伤口太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懂些事后,又听父母讲:我降生时国家正处在“文革”时期,从上到下受极“左”路线影响,是非颠倒,人整人达到顶峰,多少人在肉体及心灵上被迫害,致死致残。父母工作的学校也停课了,大学也停招了。我有幸因年幼不懂事而未受十年动乱之苦,但不幸受到了疾病的折磨,三岁便双目失明了。父母上班后我便单独留守在家中,弹玻璃球,刻木制刀枪等玩具,听收音机——收音机成了我学前最重要的老师。我听新闻、听故事、听相声、听音乐……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我在收音机这个“课堂”学到了许多小学生难以学得到的知识,也了解了许多国家大事,甚至还能背几段打倒“四人帮”的相声呢。听完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几部名著的连播后,我便口若悬河地讲给院里的小朋友听。我更喜欢听音乐,加上父母先后给我请来两位教二胡的老师,使我学会了用二胡演奏当时最为流行的《东方红》《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

    改革开放之初我入读沈阳市盲校。在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下,我学会了民族乐器——扬琴,并开始了音乐创作,我的处女作《心灵是我明亮的眼睛》在省、市演出比赛中屡次荣获创作及表演一等奖。1987年,由国家教委批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面向全国残疾人招生,我有幸被录取,成了该校、也是全国第一届盲人大学生。在长大三年的学习中,我提高了文化与音乐水平,一面练好扬琴,一面走上了歌曲创作之路,20多年来共创作了歌曲二百多首。

    1990年长大毕业后,我的工作分配遇到了困难。那时国家规定是计划招生、计划分配,但作为一个盲人,我不得不提前走上自谋职业之路,被迫“下海”了。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现在回忆起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下海”也不算什么坏事,有些大学生还不愿意计划分配,愿意自谋职业呢。当年就业门路倒是不少,可适合盲人的职业却不多。我在那十几年中就像一只流浪的船,先后被几个民间残疾人艺术团招去,从南到北,参加演出数百场,观众几十万人,我的特长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舞台上,我既是民乐队的扬琴演奏员,担任独奏;同时我又是电声乐队的吉他、贝司、键盘演奏员;我还怀抱吉他弹唱我的自创歌曲。

    人生都是有所得又有所失的。我的工作分配虽受挫,但才能却得到中残联领导的关注,给了我多次随中残联艺术团出国演出的机会。这一切都得感谢改革开放啊!也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残疾人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关注,残疾人事业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我2000年进京做合同工,2007年被批准为正式工,成为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在编工作人员。当年存放在辽宁人才市场十几年的档案也调入了北京。今天,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我也长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年人了。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我的这大半生,是生活并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为自己的长大而欣喜,我更为祖国的强大而骄傲。

    都说现在是建国以来国家和人民最好的时候,可以用“国泰民安”来形容。就以刚刚走过的2008年为例,每当回顾起来,仍然心潮澎湃:这是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一年。从嫦娥1号飞入太空,从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我们看到中国国际地位在提高,国际影响在加大。四川大地震给了我们巨大的压力,不过,今日的国家已不是50年前了。想当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都曾让国家、人民陷入困境。而今天,抗震救灾,我们应对自如。特别是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更是获得巨大成功,令亿万中国人为之骄傲。我,作为一个生活、工作在北京的残疾人能做些什么呢?在迎奥运的日子里,我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志愿者。但为了让世界铭记中国,我也要重在参与,于是我和我的乐友们一起走进了鸟巢,用我们的乐器为残奥会开幕式奏响了一曲《北京喜讯到边寨》。

    我看不见进入鸟巢的观众,但我知道他们能看到我,我坐在几十人组成的盲人乐队前排,戴着墨镜,熟练地弹奏着扬琴。我还知道,我们的演出,通过电视播向全国,也播向世界。我从心里向大家说:看见了吧?一个当年的盲童,如今跟着祖国一起成长,他已长大成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