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方便快捷的键盘输入成为多数作家创作选择时，“爬格子”这一写作的形象昵称已被无情地扔进了历史的回收站。或许不加解释，“９０后”的孩子已难理解“爬格子”意味着什么了。而随同“爬格子”一同被遗弃的，还有写作者留存于手稿上的无限信息，那闪烁于纸页格子间的灵性光芒与思维印迹是电子时代的任何工具都无法复制的。因此，当人们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上看到王国维１９１０年的《人间词话》、鲁迅１９２６年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马叙伦１９２８年的《说文解字研究法》、郭沫若１９４２年的《屈原》等一批名家手稿时，似曾相识的亲切、瞬间与历史碰撞的震撼、窥见经典本真面目的窃喜都给参观者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

    名家手稿的灵性与生命光辉

    李小文是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负责名家手稿采访征集工作。看着这些虽然历经百年沧桑变幻，但依然保存完好的手稿，她说：“名家的手迹是有灵性和生命的。”有件事让李小文很感动，也印证了她的这种想法。２００２年初，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来到国图，当他看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激动的心情长久难以平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一共有3册，这次国图展出的是第一册，首页已掉，纸都酥了。在展出的名家手稿中，丁玲的这份手稿也差不多是纸张质量最差的一份。但据陈明回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纸了。另外两册用的则是垃圾里拣回的日本人的账簿，纸要更好些。“人没了，手稿却还在。有一种睹物思人的感觉，非常亲切。”

    据李小文介绍，目前国图名家手稿文库中大约有５００位名人的近５０００种手稿。在这其中，她特别提到了鲁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手稿。

    国图收藏的鲁迅手稿有１００多种，其中的６０多种是刚解放时国图老馆员、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捐赠的。这部分手稿多是鲁迅前期的作品，有鲁迅早年在家乡时的笔记，更多的是鲁迅在北京最苦闷的十年中抄录的碑帖、金文。这其中不乏鲁迅的名作如《古小说钩沉》等，也有他辑佚的地方文献与古籍，非常珍贵。谈及此，李小文说：“都说鲁迅先生深刻，文章有底蕴。你看他手稿中抄录的古小说、辑佚的古籍，一摞摞的，一笔一划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抄。研究鲁迅手稿，一两张可能看不出什么，但这么多手稿放在一起，就会给人很多触动。”

    看过国图名家手稿收藏的人，很多都喜欢闻一多的手稿，而且说喜欢不需要理由。其实理由可以很多，闻一多深厚的学养、横溢的才华以及无限的激情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闻一多的手稿，更因其在书法、美术等方面的造诣而风格独具。在国图，闻一多研究《诗经》、《庄子》以及古文字方面的好几种手稿都有收藏。李小文说：“闻一多对金石、甲骨、篆刻都有涉猎，因此他的字都特别有力。而且闻一多非常认真，手稿特干净，他的修改勾画都非常讲究，从不会涂得乱七八糟。”正如朱自清所说：“闻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看了先就悦目。”而这样的手稿收藏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无偿捐赠奠定收藏基础

    国家图书馆馆藏的５０００余种手稿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大家手稿数量多，名篇荟萃。比如梁启超手稿300多种，王国维手稿100多种，章太炎手稿100多种，鲁迅手稿100多种，闻一多手稿170多种，郑振铎手稿300多种，郭沫若手稿50多种，巴金手稿50多种……这些人的手稿比较完整地存于国图。而这些珍贵的手稿，大多来源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名家或名家亲属的无偿捐赠。

    早在解放初，鲁迅、王国维的手稿就已入藏国图。１９５４年，时任馆长冯仲云非常重视革命文献，在这一年设专人开始收藏革命文献，名家手稿也在这时随着革命文献一起进入国图，并建立名家手稿文库，设专人积极征集名家手稿。这一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当时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的是国图老馆员冯宝琳，今年她已９０多岁。谈到当年的收集情况，冯宝琳对李小文说，当时征集手稿的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通过组织写信征求，二是登门拜访，三是托人代为转达。当时北图的信誉很高，介绍信很管用，到各单位或个人家里都很受重视。最让今天的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冯宝琳经手征集了几千种名家手稿，没花过图书馆一分钱购书费。所有名人及名人的家属都是无偿捐赠的，从出版社征集来的手稿亦如此。当年冯宝琳去郭沫若先生家征集手稿，还为郭老手稿编目。郭老的５０多件重要手稿，包括当年在重庆创作的《屈原》、《孔雀胆》等五个剧作以及《十批判书》的手稿都征集来了。这一时期征集的比较重要的手稿还有闻一多与梁启超的。令人略感惊讶的是，冯宝琳专门做名家手稿征集工作只有两年，但是成果却非常显著。上世纪５０年代国图集中征集了几千种名家手稿，又都是精品，这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手稿征集无禁忌有困难

    进入新世纪以来，名家手稿收藏也发生着新变化。“我们现在采访的路子更宽了。”李小文回忆有次去看望冯宝琳时，冯特意交代她：“有问题的人的手稿征集时一定不要收。这样运动时就过去了。”不过时代不同了，李小文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就在前几年，国图将袁世凯的书札、题字从普通文库提善。而以前这些作品是不够善本特藏标准的。另外像周作人的作品，以前入不到名家手稿库，但近年来国图对这些资料也做了提善。“周作人不管作品质量怎样，都要求编辑把自己的稿件寄回来，非常珍惜手稿。因此他的手稿流传到社会上的非常少。”从２００６到２００７年，国图从普通文库提出了１７０多种名家手稿作为善本收藏。但正如李小文所说，虽然征集的禁忌打破了，征集上却出现了新的困难。手稿具有唯一性、稀缺性和不可重复性，而且随着一些著名文艺大师的离去，年轻一代又多改用电脑写作，手稿征集工作已有明显的抢救保护性质。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对名家手稿的重视程度也在增强，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名家手稿拍卖价一路走高，这也给国图名家手稿征集工作带来一些困难。２００２年，郑振铎的两封一共三页信札现身拍卖市场，标价３０００元，最后以９０００多元成交；今年五四前后，陈独秀的１０封书札在嘉德拍卖，共拍得５５０多万。“我觉得这个成交价过高了，收藏市场的价位有些离谱。不过现在参加拍卖会购买名家手稿已成为国图重要采访形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慢慢总结经验。”

    但即使是在市场高价位的诱惑下，依然有许多名家和名人之后无偿地把手稿捐赠给国图。２００８年，傅敏在傅雷百年诞辰时和国图合作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并将傅雷全部存世的译著手稿无偿捐赠给国图。同样在２００８年，启功的家人将启功的《敦煌变文集》手稿捐赠给国图，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助益。“他们的行为让我们非常感动。”谈及此点，李小文不无感触地说。

    在国图百年华诞之际，国家图书馆新馆二期楼前树立起了《百年国图赋》泰山石，赋文的最后几句这样写道：“国图之血脉，固与民与国共流淌也。乘国势，倚民生，方得文运与天地同其久长也。”从６０年来国图名家手稿收藏的一步步壮大中人们不难看到，正是因为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慷慨捐赠，今日之国图才终成文献之渊薮、知识之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