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总是很腼腆的，他曾经说：我希望别人在我的作品面前没有距离；如果他知道半个世纪之后有这么多人来看他的画，可能还是会感到有些紧张。”在９月８日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油画家董希文先生的女儿董一沙所说的这番话，引起了在场的廖静文、邹佩珠、詹建俊、靳之林、闻立鹏、邵大箴等美术界知名人士对董希文的追忆与怀念。作为“２０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之一，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协、中央美院、中国油画学会、北京美协、北京画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国风境界——纪念董希文诞辰95周年写生作品展”在此地展出，并将持续到９月２８日。

    从复杂的自然对象中，提炼和概括出其中所隐藏的主题和形式，将中国民族艺术的诸多表现方法完全自如地发挥到油画的技巧中，使整个画面呈现出单纯、鲜明的民族风格，是董希文写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以此为思路，本次展览分为长征路线写生、西藏采风、访苏写生３个部分，集中展示了董希文具有代表性的写生作品。

    本次展览汇集了董希文先生主要的写生作品，很多都是公众难得一见的“妙手偶得”。其中《乌江中央红军渡口》、《大渡河泸定铁索桥》、《毛尔盖盛会》、《毛尔盖黑水姑娘》、《藏女阿管》等作品，是董希文先生为创作长征题材的画作，于１９５５年随八一电影制片厂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时所作。虽然以“毛尔盖”为题材的一系列作品是为收集素材而抢时间画出的速写，但画面充满勃勃生机，看似大刀阔斧、潇洒奔放，却在“稳、准、狠”的把握下笔笔精到细致、神气入微，力求达到“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境界。

    １９５７年２月，董希文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第一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其间他接触走访了众多苏联艺术家，并用从中国带去的宣纸画了多幅彩墨人物写生像。在看到大量西方绘画原作后，他受到很大触动，更加深入思考中国绘画与世界绘画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画家自己面临的多重任务。在此时，他更深入地思考了“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他曾说：“油画中国风，从绘画的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要使我们的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艺坛上发出光辉，决不是仅仅把我们的油画画得跟西洋的油画一模一样。即使将来，我们的油画形式、技巧能够达到像欧洲一样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我们究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我们有我们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对艺术的独特的爱好，我们有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

    １９６１年７月，董希文与吴冠中、邵晶坤一同参加中国美协组织的西藏写生活动，第三次到达藏区。他深入日喀则、江孜、帕里、亚东等众多牧区，以热烈奔放、清新刚健的语言描绘大批翻身后的农牧民及烈日下雪域高原特有的景象，传达出饱满强劲的生命力。《山歌》、《翻身农奴》、《牧笛》、《捻线藏女》、《江孜街头》、《边城亚东》、《喜马拉雅山颂》等作品，色彩明快而概括，笔法酣畅写意，“不以可变的光为重，而重不变的形”，“不重色彩的光化作用，而重本色”的理论同时得到了充分体现，且更具有装饰的意味。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油画《开国大典》以其经典与不朽的价值再度获得学界和公众的注目时，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则把目光调整到董希文对于写生问题的重视上来。詹建俊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董先生写生回来，大家就在中央美院的教研室里观摩学习他创作的成果，生动、精彩的写生一捆一捆的，这是他在油画创作中探索油画民族化道路的基础。董希文也曾多次直言：“从生活出发，这是正确的创作道路。”将生活和艺术有机的结合，董希文用他饱满的激情、扎实多变的艺术表现技巧，将自己的作品与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时代精神相联系，提出了“油画民族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课题，并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对其进行探索。中央美院教授、董希文的学生袁运生认为，他是摸清中国油画脉络的先行者，也是我们用油画的形式探索中国现代性方面的先行者，这应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也是艺术上的中国风的境界。在董希文先生诞辰９５周年之际，我们通过他的写生作品，进入到他的美术世界中；我们和他，和他的作品，没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