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31日凌晨5点零6分，101岁高龄的先生圆满地结束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音符，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对一位学者来说，衡量其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看他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从先生19岁在《新乐潮》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音乐论文《曲的姿和曲的心》算起，直到去世前两个月出版的论文集《音乐随笔》，先生出版著作共20余部（不计各种重版），主编音乐词典三部，论文数百篇。特别值得称奇的是，先生从未有过出国留学经历，却翻译了诸多西方音乐理论著作，影响了中国音乐理论和作曲界的几代学人。音乐界惯用“德高望重、学术泰斗”的称谓来评价先生在中国音乐学术界的地位。如今，先生能携如此美誉驾鹤西去，学生并无太多伤感。
已故著名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黄祥鹏先生（曾作我研究生副导师）曾对我说：缪先生的笑容是音乐研究所最透明的。我想，先生的笑容正是他那孩童般纯净心灵的写照。
先生的纯净体现在他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对名利的淡泊、对社会不良事物的憎恶、对学术研究的认真、对学生和同事的热情，乃至对各种发烧音响的兴趣。后来接触先生多了，慢慢发现在纯净心灵的背后，还有着一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境界，它已经贯穿于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
记得读研究生期间，凡碰到不懂的问题去请教先生，大多数情况先生会告诉我谁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直接去读这位专家的文章。开始以为这是先生忙于自己工作无暇顾及的缘故，但后来通过与先生讨论问题发现，先生其实早已看过这些文章，而且颇有自己的见解。譬如在先生《律学》书中，凡与书中内容有关的学术成果皆详尽列出人名，无一漏过，哪怕只是提出一点修改意见，指出某个频率值的错误！
由于先生这种谦逊的人格魅力，律学界人士，不论门派，皆与先生保持良好学术关系，并主动帮助先生检查书中错误。也正是得益于众人相助，50多年来，先生的《律学》在初版的基础上做出3次重大修订，且每次都有观点改变、材料更新以及内容的添加。实事求是地说，一本《律学》从初版的数十页到今日数百页的规模，其中确实包含了诸多为先生宽广胸怀所倾倒的志士仁人的关心和贡献。
再譬如，在编纂《音乐百科词典》过程中，有些稿件质量一直无法提高，只能由先生亲自动手修改，有时修改量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但先生依然坚持保留原作者的署名。他认为修改稿件是编者的天职，绝不能因为修改量多寡而抹煞他人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先生对自己的名利却看得淡而又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坚持不让自己的名字入典，理由是“主编不入典是一种惯例”。
或许正是纯净的心灵让先生得以长寿，也让他获得了超人的记忆力。在今年出版的《音乐随笔》一书中，收录了近年来先生陆续发表的一些论文，其中数篇是回忆先生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一些人和事，如《十景开场》琐记、难忘的钟老师——小学时期的音乐生活、学习乐器趁年少——中学时期的音乐生活、音乐实习所——在江西音教会的音乐生活等。看到先生笔下那些鲜活的事例，我不免好奇地去询问先生：这些内容是根据您早年的日记写成的吗？因为很多是8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啊！先生笑答：我从不写日记，这些事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了。呜呼，先生的记忆力好生了得！我想这也正是先生的不凡之处吧。
先生的一生都体现着求实的精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或许与先生早期当过音乐刊物的编辑以及后期编撰词典的经历有关，在文字的表达上他一贯要求简洁明了、言之有物。记得刚跟先生学习时他就强调：把文章中所有的空话都去掉！先生也是这样做的，遍览先生著作，你很难发现可有可无的字词。在刚阅读先生著作时还有些不习惯，甚至还冒出过“过于干涩”的想法。但习惯了先生的文风之后，每每看到一些学术性论文写得洋洋洒洒，反而不忍卒读。
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求实态度更令人钦佩。今年4月份去拜访，发现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还在对自己文稿中的一些问题作最后校订，其认真态度宛如小学生在修改自己的家庭作业。当我提出是否可以找一些学生来帮忙，先生说：学生不熟悉文稿内容，恐怕难以发现其中的错误，虽然速度快了，但质量会下降。
求实的精神也体现在先生注重音乐实践方面。譬如从学习律学的第一天起，先生就提醒我，一定不要孤立地研究律学，而要与音乐实践相结合，否则没有出路。此外，先生的求实还表现在敢于修正自己的观点。以《律学》的修订工作为例，1963年先生对《律学》作第一次修改时，就修正了其在初版《律学》中提出的以纯律为最佳律制的观点,而是强调应当以十二平均律为标准，同时与其他律制相适应的观点。1983和1996年的修订版也及时修正了前面版本的错误。可以说《律学》修订过程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将作者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尽现读者面前。
先生2002年就立下遗嘱：“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由此可知，他对人生的认识已经超然物外，同时也把求实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后来者，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先生的传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