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全国政协正在组织编辑一些成功提案背后的故事，曾经担任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的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应邀撰写本文。——编者按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我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上任之初我去了解协会的情况，发现协会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３０年代党领导革命音乐的主要骨干之一的吕骥同志的月工资仅１４００多元。我１９４８年３月参加东北音工团时他就是音工团的团长，当时他就是高级干部，这令我感到吃惊。在我没到音协工作的前些年，过年过节有时我会去他家看望他。每次去他家看到人造革的沙发裂着口子，人造地板革也张开了嘴，我的心情就沉甸甸的。２０００年３月召开“两会”前，我们文艺界三个组的召集人碰头，商量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来文艺界联组会参加讨论时发言者的名单和发言题目。会上分配我发言谈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艺界的地位问题，二是国家对文化建设经费的投入问题。为此我翻阅了许多文艺界的历史资料，找当时文化部副部长李源潮了解国家对文化经费的投入比例。３月４日下午开联组会，上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了住院的音协老领导吕骥、李焕之、李德伦以及《新四军军歌》的作曲者何士德。他们住的病房很小，除了能放一张病床之外，仅能放下一个带扶手的椅子，着实令人感到压抑。尤其是来到李德伦病房的情形让我心痛：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圈椅里。他人高马大，把一张圈椅装得很满，他歉意地对我说：“我身体不好就不站起来了。”我赶紧说：“别动别动，千万别动。”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对我说：“庚辰，这个病房我住不进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级别不够。”我说：“你怎么会不够？”他说：“我是文艺四级相当于厅局级，而这个病房是副部级住的。”我脱口而出：“李某某都三级了，你怎么才是四级呢？”他说：“19５５年一定级我就是四级直到现在没动过，我是靠同学关系才住进这个病房的。”我感到惊讶，像他这样著名的音乐家怎么竟多年未调整级别呢？上级部门怎么不管呢？他下面的话就更令我惊讶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结果他告诉我他是１９３６年在北平参加地下党的，是和邓力群在一个党支部。他的话令我感到震惊：这样一位资深的成绩卓著中外驰名的大指挥家，今天竟是这样的级别，４５年没调一级，还谈什么关心人照顾人……这次谈话给我的触动很大，这次到医院的探视给我以强烈的刺激。回去后，中午我就把我的“两点意见”发言稿改成了“我的三点意见”，加上了“要给德高望重对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老艺术家生活补贴”。在下午的联组会上，当我发言结束时，李岚清同志指着我说：“主席，你的话我听进去了，但我现在还不能表态。”散会后，岚清同志走向汽车时我追过去说：“岚清同志，发言的时间有限，我不能讲太长，有些例子是很尖锐的。”岚清同志又说：“你的话我听进去了，但现在还不能表态。”第二天，我把会上发言的意思写成了提案（１６７８号）。我作为第一提案人，小组刘忠德、吴祖强、李世济、吴雁泽、白淑湘等３４位政协委员签名附议。提案的内容是：“我国目前尚有极少数年届８０岁以上，从事文艺工作６０年以上的老文艺家，他们当中有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有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最晚也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多数体弱多病，健康状况较差，没有额外收入，每月仅靠１０００元的平均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也不过１３００元左右，而他们儿孙绕膝，人口众多，又要雇保姆照料生活，这点收入应付生活开支捉襟见肘，确实比较困难。这极少数的老文艺家都是我国文艺界的开拓者和各方面的专家，是一代宗师，对我国各门类文艺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们所从事的本行专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今天他们已年过古稀处于人生的最后阶段，生命的最后年月，有的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为了回报他们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国文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在他们生命最后的阶段向他们给以党和国家的温暖，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拨款，给他们每人每年补助３－５万元。每年年初一次发给。”５月份国务院文化部给我回了一个函说：“傅庚辰委员，你们的提案我们收到了。很好，我们要认真研究……”“八·一”建军节前一天晚，国防大学李德生政委请我们第一期毕业的几个学员吃饭，在座的除了我们几名军人之外还有几个地方干部，吃饭时坐在我左侧的一位地方干部向我说：“傅主席，我敬你一杯酒。”我看了一下不认识，便说：“很抱歉，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他说：“我叫刘奇葆，你在会上发言时，我也在场，这件事岚清同志交给我办理。”听后我马上兴奋起来，我说：“我得敬你酒。这事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他说：“文艺界都同意了，但教育界有意见，他们说：你们文艺界有老同志，我们教育界也有老同志。”我说：“刘副秘书长（他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我要代表文艺界敬你一杯酒，谢谢你为文艺界办好事，千万别一攀比就放下，你先把文艺界搞起来，然后再搞教育界，一步一步来嘛。”９月９日是作曲家施光南６０周年诞辰，由文化部与中国音协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纪念音乐会。施光南的爱人、孩子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曾庆红、刘延东、伍绍祖、陈晓光等以及施光南的同学也来参加，在休息室见到岚清同志时我又向他提这件事，他说：“他们搞了一个方案，还不如你的方案，让我给打回去了。”我说：“岚清同志，你先别给打回去，先实行起来，咱们１月１５日在焕之病房见面后焕之不就走了吗，否则，即或是再好的方案有些同志也赶不上了。”他说：“好，我催催他们。”１０月１８日岚清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中国音协召开的保护音乐权益国际研讨会代表，当他和国际音理会主席德瑞特谈完话，外国代表离开时，我走过去再一次向他提起老艺术家生活补贴问题，他说：“怎么搞的，我催催他们。”态度明确坚定。１２月１７日《新四军军歌》作曲者何士德逝世，１２月２３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聂耳同时代人江定仙逝世。１２月２７日我去八宝山参加江定仙遗体告别仪式心情沉重，回到家便给岚清同志写了一封措词比较生硬的信，历数从２０００年３月４日全国政协文艺界联组会上我的发言及以后我们俩人之间的多次对话，我在信中说：“１月１５日李焕之走了，１２月17日何士德走了，１２月２３日江定仙也走了，他们一个个都带着遗憾走了，方案再好他们也享受不到了……”无独有偶，这封信送出去两天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纪念萧友梅逝世６０周年音乐会，没想到竟碰到岚清同志。我进休息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我在一张长沙发的一侧坐下，另一侧坐着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我们相互打了招呼，中间的一位和我互不相识，也就没有说话。当岚清同志走进来来到我面前握手时，我本能地站起身来连问候的话都没说，脱口就问：“岚清同志，前天写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可能他是感到我在指问他，笑眯眯的脸色马上紧绷了起来，厉声回答：“我查了！”说完就走过去了。这时我身边的那位同志腾地站了起来问我：“你是傅庚辰同志吧？”我说是。他说：“你可不知道哇，你这封信岚清同志看了非常生气，大发脾气。”我当时并不慌，因为我想，我也不是为自己。于是我对他说：“他生什么气，发什么脾气？”他说：“他不是冲着你，而是批评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解决。”这时孙家正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同志。”徐荣凯同志接着对我说：“刘奇葆同志调走了，我接替他的工作，也管这件事。”我接着问：“那为什么还没解决呢？从３月初到１２月底一年都快过去了，一些老同志都走了。”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说：“那为什么还不公布呢？”他说：“现在是财政部在算钱数，人事部在算人头。”孙家正又说：“庚辰同志你放心，文件已经有了。”这时我问徐荣凯：“哪一位是岚清同志的秘书？”他指着门边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说：“那个就是。”我走过去向他（郭向远，我和他通过电话）说：“谢谢你郭秘书，及时把我的信送给岚清同志。”他说：“你的信很重要，你在政协会上发言时我也在场。”音乐会开始后我坐在孙、徐身后，我向他们二位说：“岚清同志日理万机不能老为一件事情操心，你们二位要多帮助提醒他。”他们俩人安慰我说：“你放心，你放心，有文件了。”音乐会后，我回到家里，反复回忆当时的对话，夜里十一点我给郭向远秘书打电话说：“既然你们都说有文件了，你能不能把文件的内容告诉我。”郭秘书说：“文件在我办公室，我明天上午十点钟准时给你回电话。”第二天十点他果然打来电话说：“文件是中组部发文：关于老艺术家的生活补贴问题。”我问他：“杠子是怎么定的？”他说：“１９８４年工资改革前文艺四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加发１０００元，计入工资。”我又问他：“从什么时候算起？”他说：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算起，听后我心情豁然开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说到这份儿上，绝不可能有假。于是我说：“谢谢你郭秘书，请你转达我代表文艺界的老同志向岚清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转年又开“两会”时岚清同志又来到文艺界听取讨论，李世济委员代表享受到补贴的老艺术家发言，感谢党和政府对老艺术家的关怀。岚清同志也作了相应的发言，他说：“我认为这个建议提得很符合实际，所以我就表示支持。”全场１６９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向岚清同志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个提案得到圆满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