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珠江三角洲西部的鹤山—— 一个在当地并不算发达的、有着3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文联这个名字，不知不觉与我连接了３１年，我和她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人间冷暖，甜酸苦辣。

    上世纪６０年代，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小学习过文学、音乐创作、二胡、大提琴、声乐和绘画。由于父亲是音乐工作者，我的兴趣和精力还是偏重在音乐方面。１９７２年，我刚上高中，处女作《我参加了红小兵》在省里的《红小兵》歌集发表了。接着，我又在省里的歌曲杂志发表了１０多首作品，就这样，我开始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南粤大地。“文革”时停办的县文联得以恢复，召开了县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２２岁的我有幸加入了文联并参加了文代会，我第一次感受到文艺大家庭的温暖。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得到了前辈的指导和教诲，获取了不少文艺资料和交流的机会。

    １９７４年高中毕业，我当了轧钢工。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我连续两年参加音乐学院的声乐、作曲考试却名落孙山。１９８０年，我调到县图书馆工作。后来文化局领导发现我有文艺专长，便把我调到文化馆负责音乐工作，于是我开始与文艺打上了交道：组织轻音乐队，下乡巡回演出，组织作者下基层采风创作和开展少儿合唱团活动等，工作排得满满的。１９８６年，我通过成人高考进入了五邑大学中文系脱产学习。我在艰苦条件下的工作和学习中，得到了锻炼。

    １９８８年，我从五邑大学毕业，又回到了文化馆工作，兼任县文联的秘书长。这样，我就开始用业余时间做文联的档案文书工作。

    不要看鹤山市地处珠三角，但文联的条件还是较差。当时文联的编制是3个人，张锦源老师和我被安排担任专职副主席，我兼任秘书长，还有秘书小刘。我们算是老中青结合，当年老张５７岁，我是３５岁，小刘２１岁。我们这个单位没有定级，办公地点在文化局会议室的一个角落，办公经费是每年一万元。

    我们把多年的文联档案分级整理登记，当时文联只有１００多个会员６个文艺小组。我们通过多方奔走，发动调整，开展活动，分别成立了８个文艺协会，筹集资金复刊出版了《鹤山文艺》，出版了一批文学艺术作品专集，文艺队伍不断壮大。

    １９９４年，文化工作开始得到重视，文联的工作有了转机。鉴于文联人手少，文联和文化局合署办公。我这个常务副主席，也给定为副科级。１９９５年，出于工作需要，我兼任了文化局的副局长。为解决人力、财力不足问题，我想方设法把不少文艺活动让文联和文化局一起联办，期刊《鹤山文艺》也通过企业的资助正常发行，出作品、出人才初见成效，一批文艺作品上珠江，过长江，在全国、省内获奖、发表和展出。

    我们在文联工作，之所以能团结起一班文艺工作者，就靠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全身心投入文艺事业，多联络、多协调、多服务，为作者们出作品、搞展览、搞演出、想办法出力，他们就会感激文联，就会认同文联，有归属感！近年，中学美术教师黄远明通过他的个人努力和文联的帮助，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广东省大展并获奖，他加入了省和全国美术家协会，被评为江门市优秀文艺家。为此，他曾感动不已地对我说：“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到现在，我们文联从６个文艺小组发展到８个文艺协会，会员从１００多人发展到６００多人，其中，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５人、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４９人、地市级文艺家协会会员１５２人。我们创办了《鹤山文艺》、《鹤山文学报》和《民苑》等报刊，还创办了电子版《鹤山文艺》和《鹤山摄影》。而我自己通过不懈努力，一批音乐、戏剧作品在全国、省里获奖和发表。我加入了省音乐家协会、省戏剧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三度被江门市委、市政府授予“江门市优秀文艺家”称号。

    也许这就叫做缘分：我和文联能连在一起，这就是一种特殊的命运安排。

    （作者为广东省鹤山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