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单协和医院斜对面，有条新开路胡同，路口有座二层小楼，我在那里工作过将近三年时间。那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第三个旧址，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８年曾在此创业并经营，那时的门牌号码是新开路７７号。

    １９８３年，时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的李庚同志，想借改革开放的潮流，把中国文联所属的各家出版社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大型出版社，名为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在中国文联领导班子内初步取得共识之后，公司便开始做前期准备，并于次年４月正式开始业务运作，地点在西单太仆寺的一所平房——也就是它第一个旧址。我于４月３日带着个人档案，从人民日报社来到这里报到。房子是租的，共有五六间屋，虽然是旧房，但创业之始，我等都心气颇高，无人在乎房子。

    问题出在几周之后。某天，我们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闻出版署已下了文件，不同意成立联合出版公司，并要求做好善后工作。我如闻炸雷，惊吓得不知所措。辞掉了好好的岗位，扔掉了好好的饭碗，落得现在这样的处境，心中真的不知是什么滋味。后来，好在阴转多云，经李庚的多方努力，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计划成立联合出版公司，退而改为成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是，我们为此而开始忙碌，分头组织各类书稿。

    一年多之后，出于种种原因，我们迁到建国门泡子河的一家工厂内。这时，我们的业务开始步入正轨，图书也出了一些。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又一个一年多之后，１９８５年我们又搬家了，社址就是新开路胡同７７号。

    这是一座很旧的楼房，几乎可说是危楼，共有二层，人上楼梯，楼板叽叽嘎嘎响。我当时写小文章，署名曾用“魏楼殇”，就是取“危楼上”的谐音。调侃归调侃，不当家也是知道柴米贵的，租一栋房子谈何容易！二老板李湜同志等，为此也是费了大力气的。有这小楼就不错了！还有一点要提及，我们没有自己的食堂，中午都是自带饭菜。后来有取巧者发现，对面协和医院的职工食堂，管理不很严格，买饭票不要证件，于是大摇大摆，加入“职工队伍”买饭票，“蹭”完午饭很高兴。我有时没带饭，也曾效法前往，但毕竟有占小便宜之嫌，心里有点发虚，生怕被人喝斥“混进来的”。

    在艰难中，我们的事业还是前进着的，整个出版社呈平稳发展之势。这年，在李庚同志的决策下，我们又筹备并使《文艺学习》得以成功复刊。《文艺学习》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著名刊物，曾发行３０多万份，在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有过很好的影响。韦君宜是主编，李庚是编委之一。李庚的想法，是想把它办成一本知识性的刊物，向青年传播各种文艺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李庚同志为此不遗余力，又是跑刊号，又是主持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有些具体事，例如联系作家、艺术家，组织文章等，就交给我做。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７日，我们以“我与《文艺学习》”为题，召开了第一个座谈会，原《文艺学习》的主编和部分编委、编辑，曾经为它撰稿的作家、艺术家等，共50余人应邀出席。他们对《文艺学习》的复刊，反馈都是很正面，都给予热情的支持。

    会后，我们组织第一期的文章。这一期的作者阵容颇为强大，封面题字吴作人，文章作者有夏衍、冰心、吴冠中、从维熙、李庚、韦君宜、池北偶、华君武、蒋孔阳、蓝翎、陈祖芬、刘心武、刘绍棠、江晓天、李希凡、柳萌、雷达、舒展、周明等。

    虽然，我们的办公地是座破旧的小楼，我们要办的也将是一本小刊物，但在我开始约稿之初，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态度，却很让我振奋和鼓舞。我们选择的作者，大都是著名人物，我们只凭一个电话，或一封短信，而接到的回复都是满怀热情。我明显感到，他们为的是支持中国文联的事业，是冲中国文联的牌子而来的。

    3月初，我写信给冰心老人，请她为本刊的开篇专栏“我喜欢的话”写几句话。几天之后，时年８６岁高龄的她，给我寄来一封回函，信封上写着“东单新开路胡同７７号”和我的名字，一页信纸上写着：

    我喜欢的话：澹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海阔天空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冰心　三，十

    几句话高度凝练，既说明了她的个性，也反映了她的品格和境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如获至宝！

    华君武和池北偶（即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是多年的诗画搭档，在全国很有影响。我先约池北偶作了一首讽刺诗，题为《文坛公害》，又去请华君武作画。我用电话约稿，他很爽快答应，几天之后，我们小楼收发室，也收到他寄给我的一幅画。漫画的画面，是两个人互翘大拇指，互闻脚丫子，横题是“闻臭脚举世无双”。到底是老搭档，诗画配合得相当贴切！华君武还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嘱咐我把池北偶诗放在前面，他的画放在后面。几句简单的交待，也显示出一种风格。

    组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小楼里也忙碌地编辑着创牌子的第一期。为这第一期，著名漫画家丁聪，更为我们出了大力气。他应邀出席了我们的座谈会，并为发言的各位名家，每人画了张人头像，栩栩如生，神形酷似，为本刊增色不少。

    在贯彻李庚的办刊思想方面，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的，所设栏目，所约作者，所刊文章，自认基本合辙。第一期发行前，我们也做了市场操作，请电视台、各报刊记者助阵，上电视、发消息，也是颇为热闹。虽然发行量不如所想，我们还是踌躇满志，指望它有个好前景。

    一年后，出版公司搬到农展馆南里的中国文联大楼里，随后我也调回人民日报社。后来刊物的面貌几经改变，如今变得怎么样，我已不甚了了。但让我常常回想的，是在小楼的那些日子。尤其想到李庚同志的执着精神，他年在古稀，依然要做成一项事业，坚持把出版社办成，让刊物复刊。他最初的构想如何评价另当别论，而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助手如我等的思维缺乏前瞻性也需总结和检讨。时代毕竟不同了，许多媒体举办文艺知识培训班，单纯传播知识的刊物遍地皆是，不再像50年代那样独此一家。一如许多恢复旧牌的刊物，也都风光不再，艰难都是可想而之。

    日前，我因事路经新开路胡同，只见那小楼已完全变样。它的西邻成了名叫“李先生”的餐馆，专卖加州牛肉面，我问服务员生意如何？答曰“还不错！”

    我很感慨：如今物质胜于精神啊！物质食粮的生意比精神食粮的生意好做。我们当年的“老板”也姓李，但此“李先生”彼“李先生”，走的不是一股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