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全国政协文艺界联组会上，作了《我的三点意见》的发言，其中第二点谈到中国文联的地位问题。在写这篇发言之前，我做了研究，从而对中国文联的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

    中国文联不是一般的民间社团组织，它是党联系文艺家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实现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它的前身是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文艺家联合会，简称“左联”。它产生于中国革命低潮的血雨腥风年代，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的，是在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期间在重庆，在大后方，更是由周恩来同志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文艺家组织。在这面旗帜下，几代文艺家，不仅拿起笔来奉献着他们的才华、智慧、劳动，而且拿起枪来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聂耳在上海“左联”音乐组时期为影片《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同志病故于1945年陕甘宁边区文联主席的职位上。而创作了《大刀进行曲》的麦新同志则于1946年在东北的辽西与国民党匪特的斗争中英勇牺牲。更多的我们杰出的艺术家以他们的创作和演出，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夺目的光辉，为我们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文联作为团结文艺家的组织，在团结海内外朋友、联系港澳台同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9年12月，我开始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在之后的工作中，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文联的作用，也感受到文联发展的欣欣向荣。就中国音协来说，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是可喜的。中国音乐“金钟奖”是中国音协的品牌活动，是在中央批准设立这个奖项3年之后，于2001年开始举办的。经过各方努力，首届“金钟奖”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廊坊启动。第二届“金钟奖”在一个更小的地方——鼓浪屿举办，地方虽小，但在音乐生活方面颇有名气，因此也扩大了“金钟奖”的影响，让更多人知道了“金钟奖”，一些省市也纷纷要求举办“金钟奖”。第三届历经四个省、五个市的协商谈判，最终落户广州，得到了一个最佳合作伙伴，拥有了一个真诚的、充满改革创新精神的合作者。从此，“金钟奖”有了“根据地”，为它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各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金钟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中国音协各项活动的龙头，成为中国音乐界著名的品牌，从交响乐到群众歌曲，从青年选手到耄耋老人，从词曲作家到地方协会的组织工作者，数百位成就卓著的音乐家获此殊荣。今后不管岁月把他们带向何方，当他们已经蜚声中国乐坛甚至世界乐坛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当他们回首人生往事的时候，他们将不会忘记“金钟奖”主题歌那深情的歌声：“金钟响，金钟响，金钟声声传四方，那是生命的光芒，那是心灵在歌唱，难忘这金钟响。”

    当前，我国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大，音乐的影响力、渗透力、震撼力与日俱增，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空前的音乐热：海外学子纷纷回归，国际比赛频频夺冠，音乐培训遍地开花，音乐市场空前活跃，国际交流高潮迭起，从城市到乡村，在公园、在广场、在社区，到处充满着音乐之声！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歌声、激扬着音乐的时代。“金钟奖”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发展。

    除了“金钟奖”，中国音协在各种音乐活动中的表现也越来越积极踊跃。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建军8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90周年、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中国交响乐百年回顾、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等国家和音乐界的大事中，中国音协都积极参与，从中发挥了音乐文化的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国音协还成功举办了中国音乐博览周、世界青年音乐家联盟、国际比赛、大师班讲座、国际音乐理事会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推动了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加强了中国音协和国际音乐界的交往。

    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的工作更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文化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文化繁荣，以及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这一切的融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的文艺政策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应该秉持这些文艺政策，继续弘扬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文联的一员，我将为此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高峰采访整理）

    （作者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音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