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第一次担任文联职务至今已整整３０年。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的一天，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夏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认真地对我说：“西藏的文学艺术这么丰富，各门类的人才这么多，为了继承传统，团结队伍，经区党委批准，要成立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名你担任副主席。”我当时是西藏日报社记者部主任。
夏川１９５０年从四川成都背起背包，踏上进军西藏的征途。走路、骑马，上山时抓着马尾，下山时拄着拐杖，跨过泸定桥，越过阿朗山，穿过藏东密林，夏川和先遣部队一起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玛拉雅山。西藏解放了，重任卸下了，他调回北京，后来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在我们的各种会议中，有一个会是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似春风吹绿了大地，它似阳光融化了冰雪。文学创作破冰起航，艺术繁荣千帆竞发。西藏自治区党委把夏川这位革命文艺的开路先锋又请回西藏，开创新时期西藏文艺的新局面。我被推荐的理由也简单。１９７９年，政府拨了一项专款，开始维修布达拉宫，报社派我去发篇新闻稿。８００字的新闻稿连写了三遍，差点没有通过，反过来，一篇４０００字的散文《布达拉宫鼓声》被北京的权威文艺期刊采用，后被西藏多家报刊转载，在文艺圈内好评如潮，我也差点被炒成妙笔神仙。说实话，这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我因从小生活在布满佛像经书之屋，倾听暮鼓晨诵之声的缘故，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观感，自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料竟获得了众人的青睐。我不是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这一捧，可来劲了，差一点把本职工作和业余爱好主次颠倒、新闻采访与文学创作关系混淆了。
后来，我当选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同学朋友前来祝贺，有人坦率地说，“你小小年纪当这么大官，真幸运。”有一天区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来看我，我问他：“我这副主席是什么级别？”他回答十个字：“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问完话，我脸红了，唉，自己还是个官迷呀！我后来明白，其实文联的职务是个虚职，是个荣誉很高却一般人当不了，但不跟所谓级别待遇挂钩的职务。从此我十分珍惜这个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职务，经常敲打自己官迷心窍的私心。不久，我被任命为《西藏日报》副总编，还是那位组织部副部长来找我谈话，他严肃地问我：“你知道报社副总编是什么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他说：“错了，报社副总编是副厅级职务，有一些待遇，比如：发二类购物卡，一个月可以买１６斤精面、一瓶茅台酒、两条中华烟之类。”说实在，这时我心底里对这个职务和待遇没有特别当回事，因为我一心想搞一辈子创作，尽管报纸工作责任重大，但是，文联这崇高的职务促使着我不断写作。我的第一篇小说《神的恩惠》出稿了，寄给《小说》杂志，一个月后，收到退稿信。信上说，小说写得很好，但没有单位盖章。那时，不少人的写作权利被剥夺了，所谓“有问题”的人没有权利发表作品，比如：“右派”、被政治审查的人，一般人写作也得单位领导审查，组织机构盖章。我揣着小说稿前往总编辑办公室，在门外徘徊了许久，才鼓起勇气敲门进去。总编辑翻翻厚厚的稿子，沉思了片刻说：“组织在培养你，我已经这把年岁了，办好党报的这份责任早晚你要担哦。”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枚红色印章说：“章你自己盖吧！”不久，小说发表了。最近，我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了一篇一个在狱中服刑的人的散文，我猜想，他这篇稿既没有狱长审过，也没有单位盖过章，肯定是作者贴足邮票，投入邮箱，好似放飞了的一只鸽子，落在了编辑的手中。从这小小的变化，可以看出我们文明程度的提高。
担一份责任，尽一份义务。我担任文联职务，就应当履行对外文化交流的职责。第一次率西藏文艺家代表团出访奥地利、希腊是在１９８６年。我们在维也纳参加了音乐会，参观了博物馆，出席了招待会，给我的印象是，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觉得遥远的中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了解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这也许与我们过去“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也许与西方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所谓汉学家的误导有关。一天中午，我住的酒店老板捧着鲜花兴冲冲地到房间拜访我，我很高兴，赶紧把翻译请过来与他交流。他开口就说，丰田汽车质量如何如何好，尼康相机功能如何如何多。我说，我是搞文艺的不研究汽车、相机。他又开口夸高仓健、山口百惠的演技。我打断他的话，主动介绍武打明星李连杰和成龙，他懵了，说没有听说过这些演员。他这才问我是哪个国家的人，我让他猜，他说我肯定不是日本人，然后他猜：是韩国？新加坡？我直摇头。最后他急了：“那你到底是哪儿的？”我响亮而诚恳地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他尴尬而冷漠地笑了笑，热情骤减。我主动打破沉默，故意问了几个有关中国的常识性问题，他不但一无所知，还反问我：“你们那儿男人都留有辫子，你怎么不留？你们那儿出门远行都坐毛驴车，是不是买不起汽车？”还说了些城市没有公厕、人人都吃狗肉之类的话。我气得面红耳赤，忍无可忍，请他出去。他出去时差点把送来的鲜花拿了回去。原来，他送花本身是一个误会，他误认为我是日本人。到希腊首都雅典，导游小姐一见面就介绍说：“雅典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人类建筑的精品，世界旅游的圣地。但小偷很多，很不安全，请大家注意。不过你们是中国代表团，他们一般不偷中国人，知道中国人没有钱，就怕小偷误认为你们是日本人。”我又一次面红耳赤，肺都快气炸了。
２０年过去了，我已经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20０６年，我率中国文艺家代表团访问意大利、俄罗斯、摩尔多瓦。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处欣欣向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人扬眉吐气，走到哪里都令世界刮目相看。在意大利，出了罗马机场，当地民间文艺协会的主席西装革履，油头光面，捧着一束鲜花前来迎接。上了豪华的宝马大巴，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介绍注意事项。他说：“罗马社会治安总的不错，但流浪汉、吉普赛人、小偷很多。这些小偷专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钱，而且喜欢把现金装在手袋里，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我脱口问了一句：“他们偷不偷日本人？”他说：“现在日本人没有中国人有钱，就怕小偷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
我们参观的第一站是罗马艺术陈列馆，门口收票人的第一句话是标准的汉语“你好”，进去之后导游用生硬的汉语作介绍。中途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又看见一个醒目的中文标识。后经了解，我才知道现在到意大利旅游的中国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
有一次，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农庄吃饭。门口有个出售纪念品的小商店，店主见我挑选商品，主动过来搭话。他用手连比带划，操着蹩脚的汉语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到过中国６次，店里的商品百分之百是中国货，他每天晚上请一个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给全家５口人教两个半小时的汉语。他得知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便说他也爱好文学，硬是把我拉进他的里屋喝咖啡。进入这卧室连着厨房的小平房，扑入眼帘的是一件件来自中国的商品：１４寸的彩色电视机，袖珍收音机，微波炉，配套齐全的灶具，就连招待我们的茶具也全是中国产品。据他介绍，莫斯科旅游景点的商品百分之九十是中国制造的。我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现在我们很羡慕中国，你们富得太快，假如没有中国商品，我卖的东西没有了，用的东西也没有了。想想，我们也很忌妒你们，曾经是你们学我们，还靠我们援助的呀！”
人类有许多共同的梦幻、理想、追求，也有共同的崇高、尊严、敬畏，我真正感觉艺术家地位之崇高是在欧洲小国摩尔多瓦。中国文艺家代表团到来之前，接待我们的摩尔多瓦作协向总统府写了一个报告：中国要派一个高规格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是部长级的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要求拨一点接待费并请总统或总统府主任接见。后来，总统府批复说：经费紧张不能资助，规格不够总统不见。摩尔多瓦作协只好向会员摊派筹资，请文化部副部长会见。代表团到达的第三天，本身是著名作家的摩尔多瓦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召开了中摩文学艺术家创作经验交流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我的创作道路》的发言。会议气氛活跃，发言踊跃，感情真诚，交流深刻。第二天中午，摩尔多瓦作协副主席尼古拉举行招待酒会。席间尼古拉两次被叫出门外接电话，每次都在１０分钟以上。酒会直到下午３时才结束，尼古拉喝得不算酩酊大醉，但酒气冲天，被两个人扶着上了大巴。他在车上向我们卖关子：“你们知道刚才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吗？”我们的翻译说：“是总统府”。他又带着神秘的表情问：“总统府说什么你们知道吗？”大家摇摇头没吭声。他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伸手扶着两边的椅背，清了清嗓子，然后神气地说：“总统要见你们代表团，我说不见，上次要钱不给，求见不行……”我问他：“总统原来不见，怎么现在又想见了呢？”尼古拉副主席这时酒劲上来了，舌头已经在嘴里不能打转了，他的秘书代为解释。原来座谈会的消息昨天在摩尔多瓦最权威的中央日报作了详细报道，报道中还介绍了每个代表团成员的简历，总统得知团长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团中有歌唱家、舞蹈家、电影编剧，他惊呆了，到处打听中国为什么派来这么个阵容强大、名家聚集的文化代表团。最后，总统直接打电话给尼古拉要见代表团。尼古拉一是喝了酒，二是对原来批复不满，就对总统发牢骚，总统不满尼古拉的态度，又直接打电话给文化部说：“官场有规格，艺术家要什么规格？艺术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艺术家是高于一切的崇高职业，还讲什么条件？”总统又埋怨摩尔多瓦作协过去的报告没有说清楚，要见我们代表团，表示对文化的尊重，对中国的友好。
摩尔多瓦是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但毕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虽然最终没有见到，但我深深地敬佩这位总统对文化的认识，对艺术的崇尚。人类有两个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所有人命中注定要出生在这两种文明的怀抱中，吮吸两种文明的乳汁，汲取两种文明的养料成长、壮大，直至终其一生。因此，对两种文明必须一视同仁，一样热爱，不可偏废。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