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1903-1999），湖南邵阳人。杰出的人民音乐家，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活动家，新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1923年，入长沙岳云学校。
1931年，入上海音专学习。
早年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即投入抗战洪流，相继在大后方、苏北根据地和革命圣地延安从事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
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等，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作为中国音乐史专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鹏海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就与贺绿汀在一起工作，他熟悉贺绿汀、了解贺绿汀、崇敬贺绿汀，贺绿汀对他这个后生小辈也颇为喜爱。这不仅是因为戴鹏海的父亲与贺绿汀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的好朋友，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不仅是因为贺绿汀是他母校的院长，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文脉传承。戴鹏海对贺绿汀的评价为３句话：人品与文品的和谐统一，革命与创作的和谐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实际上这也是两个人在精神上的共通点，是他们成为忘年交的因由所在。于是，记者邀请戴鹏海谈谈这位对中国音乐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相信从他的讲述中，能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贺绿汀。
他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开创者
贺绿汀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很多的第一，他创作的《牧童短笛》获得国际奖项，使中国现代作曲家的作品首次吸引了世界目光；他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片《都市风光》配乐，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从用现成的蜡盘（即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他写了第一首咏叙性的独唱歌曲《嘉陵江上》。所有这些都有个重要的特点：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民族化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记者：一提到贺绿汀，人们可能就会想到《四季歌》、《游击队歌》等歌曲，但无论是他的歌曲创作还是钢琴、管弦乐作品，都充满了独创性。
戴鹏海：贺绿汀作品的独创性首先体现在钢琴作品的民族化上。上世纪３０年代以前，中国的钢琴作品处于学步阶段。贺绿汀在１９３４年参加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车列蒲宁举办的中国风味钢琴曲征集活动，递交了３首作品：《牧童短笛》、《摇篮曲》、《思往日》。《牧童短笛》获得唯一的一等奖，《摇篮曲》也获得名誉二等奖。此后，车列蒲宁把《牧童短笛》带到欧洲亲自演奏，并在日本出版。
我认为，《牧童短笛》脱胎于《小放牛》，它们的音调有近似之处，他借鉴了《小放牛》的旋律，采取了民间乐曲中的句句双结构。可以说，他第一次把我们民间音乐中有特色的句式结构应用到作品里，这是他的创新。《摇篮曲》用了民间歌谣中的宝塔式结构：二小节、四小节、八小节，成双的，像叠宝塔一样，结构很漂亮，之前专业创作中从没有人想到过用这样的结构。现在看来也许很简单，但是当时却超越了前人。
记者：贺绿汀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电影界是位非常活跃的作曲家，抗战前就写了１８部电影音乐，与聂耳和任光两位同时期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音乐家相比数量上都要多。这些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有的至今仍在传唱。
戴鹏海：１９３４年，他开始为故事片作曲。尽管聂耳有《开路先锋》、《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任光有《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等，但贺绿汀所写的电影音乐，体裁、形式更为多样。
贺绿汀为电影《马路天使》写了两首歌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优美的曲调、通俗的歌词，使这两首歌成为传唱不衰的金曲。这两首曲子都是根据民歌改编的，而且都是用民乐伴奏的，这也是在上世纪３０年代之前没有过的，令原本不入流的民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很多人包括知名的音乐家对这首两歌的理解都不正确，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两首歌是上世纪３０年代最早出现、也最有影响的流行歌曲。我认为，这两首歌不同于民歌小调，你听《四季歌》的歌词：“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的鸳鸯各一方。”“无情棒”是什么，指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夏季里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提出了大姑娘是从家乡漂泊到长江的。她的家乡在哪儿？下一句就有了答案：“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是被日军占领的有着漫漫青纱帐的东北。“血肉铸成长城长，奴愿做当小孟姜”意指要铸起抵御外侮的“长城”。这样的内容怎么能和上世纪３０年代一般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呢？它流行了，群众爱唱，是小调，就是流行歌曲吗？这是创新，是用小调的方式写成的抗战歌曲，把抗战的精神、抗战的道理都写在这首歌的字里行间了。
记者：贺绿汀还写过不少抗战歌曲，《游击队歌》就曾激励了无数的抗日勇士，勾勒出了八路军战士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形象，是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无伴奏合唱《垦春泥》采用了湖南花鼓戏的特色调式，节奏欢快；《胜利进行曲》气势磅礴，勇往直前，反映了第一次湘北会战时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动人情景。此外，还有一首非常特殊的歌曲《嘉陵江上》。
戴鹏海：《嘉陵江上》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贺绿汀是把西方歌剧的咏叹调和宣叙调糅合在一起，根据朗诵诗歌的音调创作的。他把人的朗诵音乐化了：“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朗诵的节奏已经成为歌曲自然的节奏，感情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它是咏叙性的艺术歌曲，语调、语气、语势和音乐结合得如此贴切、如此感人。贺绿汀曾说，这首歌像石头一样啃不动，按西洋的任何作曲技法来写，都写不好。因为《嘉陵江上》是首散文诗，长短参差不齐，并且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意识流写法，特别难谱。每天黄昏，他都在嘉陵江边的河滩上走来走去，不断地揣摩这首诗、朗诵这首诗。他是湖南邵阳人，按乡音把“那一天”念成“哪一天”，“天”念成入声，就是３３ｉ，音程是向上小六度跳进的关系，整首歌曲的创作动机就出来了。钢琴的引子从最高音，一直像水泄一样到了低谷，造成一种悲剧性的气氛，把人们带到痛苦的回忆中。他的智慧和天才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贺绿汀说过：“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我们虽然用不着刻板地模仿西方音乐，但是有许多极其有价值的西方音乐理论我们必须采取，作为建设新中国音乐的借鉴。我们虽然可以发挥东方民族的精神，但绝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意识所束缚。假如某种中国乐器可以利用或改造成有价值的乐器，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们的音乐绝不能为固有的、落后的乐器所束缚，一些精巧的、极其有价值的西洋乐器，我们都应该采用。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一切过去的音乐，给它算一个总账，同时把握现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脚步，以成熟的技巧、热烈的情绪，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去担负创造新中国音乐的使命。”他的创作无不实践着他的理论，他的理论现在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他建起了非人工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写了不少优秀之作，如大合唱《十三陵水库》、无伴奏合唱《我的心上开了一朵玫瑰花》、独唱《慰问信飞满天》和《卜算子·咏梅》、群众歌曲《英雄的五月》、民歌编曲《绣出河山一片春》、小提琴曲《百灵鸟》、电影插曲《不渡黄河誓不休》等。但是，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为上海音专）上，放在了为新中国培养新一代音乐人才上。他创建的“一条龙”教育体系、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种种举措，让上海音乐学院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与茱丽亚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并称为世界三大音乐学院。
记者：贺绿汀为什么会在音乐创作的成熟期转向音乐教育工作呢？
戴鹏海：１９４９年７月，贺绿汀在北京准备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回上海音专当校长，为新中国培养急需的音乐人才。贺绿汀说，自己今年４６岁了，一辈子向往有自己的乐队、自己的剧院，写自己的交响乐、写自己的歌剧。而且在过去的１６年中，他写过各种音乐：钢琴的、重唱的、电影的、话剧的、小型乐队的，还有合唱、独唱等，他能驾驭歌剧所需的各种组件。新中国的成立让他有条件从事歌剧创作，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周恩来总理只好让他再考虑考虑。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上海音专的谭抒真来看望贺绿汀，并带来了他在上海音专的老同学的信。大家都希望贺绿汀回母校担任领导。上海音专是贺绿汀的母校，他深受母校之恩，还有什么能大过母校的命运和前途呢？会后，贺绿汀就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他服从的是全局，为的是“大我”。
记者：当时的上海音专处于什么境况？
戴鹏海：贺绿汀接手时的上海音专一缺资金，二缺师资、乐器，音乐书谱也很少，只有２０多架旧钢琴。怎么办？在一片破败中，贺绿汀发扬了延安的“自力更生”精神，用他的全部心血建起了一座非人工的丰碑。
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很多东西购不进来。外汇奇缺，乐器也买不了。于是贺绿汀就办乐器制作维修室，让谭抒真副院长负责，他是小提琴制作专家。谭抒真还请了上海老琴行的乐器师傅，能自己制作的就自己制作，不能制作的，就把原先的老旧乐器修复起来。当时物资紧缺，供应困难。贺绿汀在延安呆过，深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于是，他让食堂自己磨豆浆、做豆腐，种菜、养猪。他想的是学生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又怎能学习好呢？在搞教学的同时，也要保证学生的健康。
虽然很多东西可以靠我们自己解决，但乐谱、唱片、教学器材等都是我们“变”不出来的，尤其是外国音乐的谱子需要用外汇来买。贺绿汀只好天天去找陈毅市长要钱，甚至动用了他一直舍不得开的吉普车。因为他必须一早就守在位于外滩的市政府和军管会门口，陈毅的车子一到，他就“拦轿”。到办公室后，贺绿汀向陈毅讲起上海音专的困难。凭着贺绿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磨劲，终于拿到了钱。
为了解决教材问题，上海音专开始招聘翻译人员，英文、俄文、德文的，组织他们翻译出版《和声学》、《对位法》、《曲体学》、《管弦乐法》等，一共出了两套丛书：《外国音乐技术理论丛书》和《外国音乐家传记丛书》。这不仅解决了当时高等音乐院校的教材困难，也很好地满足了广大来自解放区的音乐干部亟待提高自身专业音乐修养的学习要求。建国初期，上海音专面临的困难都被贺绿汀创造性地解决了。
记者：作曲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当校长一定能成功，贺绿汀是靠什么树立起上海音乐学院这座丰碑的呢？
戴鹏海：上海音乐学院成立６０周年的时候，我问过他：“您作为一名老校长，最大的经验是什么？”他说：“一是我没有本事，但我会用有本事的人；二是我舍得头上这顶乌纱帽，挡得住来自上下左右的‘左’的干扰。让老师安心教学，让学生安心学习。”这是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胸怀。
１９５２年全国进行“土改”，所有高校都停止上课，上海音专也不例外，另外学生们还要参加治理淮河的劳动。贺绿汀去看望他们时，学生们说道：到农村去收获很大，但是马上要毕业了，学业没有完成，感到很遗憾。贺绿汀听后立刻打报告，要求延长学生一年的学习时间，把课补回来。凭着他对党的赤胆忠心，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特批，学生们得以完成学业。钢琴曲《兰花花》的作者汪立三、《庙会》组曲的作者蒋祖馨等都是托贺绿汀的福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比如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送我一支玫瑰花》、根据安徽民歌改编的《喂好我的老黄牛》、根据兰花花改编的钢琴曲、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牧歌》、混声合唱《太阳出来石榴红》、大合唱《祖国颂》等，创作成绩非常辉煌，这与贺绿汀把民间音乐引入课堂教育息息相关。
记者：贺绿汀在创作中将西洋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水乳交融的结合，并将这一理论贯彻到了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中。把过去下里巴人的民间音乐带进高等学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戴鹏海：刚解放时，学校里是西洋音乐一统天下。为了让学生们接受民间音乐，贺绿汀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早上广播里放民歌，集合时唱民歌，他自己拿着一把板胡到课堂教民歌，而且规定学生每天必须背一首民歌。同时，聘请民间的单弦牌子盲艺人王秀卿、榆林小曲艺人丁喜才、唢呐和笙演奏艺人宋保才和宋仲奇兄弟，以及后来的鼓乐艺人朱勤甫、琵琶高手孙裕德、古琴名家张子谦等到学校正式开课。他们不是洋博士、洋教授，但却与许多留过洋的先生们一起任教，这是一个新的举措。贺绿汀不喊口号，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感染学生，让学生们了解到中国民间音乐是音乐创作的优秀资源。１９５３年，上海音专开始组建民族音乐研究室，抽调一部分进修班的学生同时跟作曲系一起学习西洋作曲理论，而且他们每年都要下去搜集民间的歌曲、戏曲、曲艺作品。
记者：学校在贺绿汀心目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戴鹏海：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文革”期间，我们学校本科的大操场、附中的校舍都被侵占了，“文革”后也没有物归原主。为了更完整、清晰地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贺绿汀常常请学校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到家里来商量，亲自提笔打报告要求归还。因需要向多个单位报送材料，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复印机，他就自备复写纸不断抄写。那时他已是近８０岁的老人了，他的夫人担心他的身体，便说，这种报送材料请学校相关同志写就可以了。但贺绿汀却说，这校舍是他上世纪５０年代争取来的，只有他自己对学校的情况最了解，由他来写才最清楚、最准确。后来，贺绿汀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带着好几份汇报材料。１９８９年，贺绿汀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被送医院急救，我时常做点湖南菜送到医院。一次，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代表杨尚昆同志来看望。护士长说贺绿汀的病情很严重，不能激动，最好不要见，实在要见至多也只给５分钟。朱镕基一见贺绿汀就向他问候：“贺老，您好吗？”贺绿汀说：“我怎么好得起来。”朱镕基赶紧说：“贺老，我知道您还想着学校操场、附中校舍被占了没有归还的事。只要一天我还在上海市市长的位子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贺绿汀听后就乐了。正好，５分钟时间到，护士长立马进来催人走。你看，就算是在这种时候，贺绿汀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自己而是学校。
他是坚定的革命者
贺绿汀的性格非常坚强，“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但他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他心中的真理也从来没有被淹没，因此，他有“硬骨头音乐家”的美称。
记者：贺绿汀在“文革”中的“硬骨头”作风是与他在革命的熔炉中历练多年有关吧？
戴鹏海：贺绿汀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坐过国民党的牢，一个人两次跋涉几千里去寻找党组织。
他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海陆丰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由当时广州省委杨殷带领，从海陆丰到汕尾，然后渡海到香港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到上海后，贺绿汀到指定地点接头，可是一直等不到接头人，他身上的钱也只剩下几个银毫，只好向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借了点旅费才到了南京，投奔在那里当职员的侄子，被安排在宝庆同乡会秘密住下。一次国民党到会馆抓人，把他也抓进去了。国民党只知道他邵阳总工会宣传部长的公开身份。审讯时，他以“当时的总工会是国共合作的合法机构，不应据此判罪”为由，向南京政府最高特刑庭提出申诉，在关押２２个月后终被释放。
抗战爆发后，他舍弃了家庭，把夫人送回邵阳老家，决定到前线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跟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出发去南京，数日后又乘船到达武汉。在船上，他和宋之的、王苹、欧阳山尊、崔嵬、塞克等文化界人士整天忙着编戏、排戏，商议如何更好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１９３８年，他加盟中国电影制片厂后，随厂迁到重庆。后来到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担任音乐组主任。育才学校只有８０元的生活补贴费，靠工资没办法维持生活，他就自己种西红柿、养羊，带着杜鸣心、陈贻鑫、杨秉荪、熊克炎等孤儿院出来的孩子学音乐。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动员新华社所有人上街买号外，就是被国民党开了天窗的《新华日报》，贺绿汀也参加了。因此，他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一时间育才学校周围突然多出了很多化装成小摊贩的特务，情况很危险。周恩来总理指示他撤出重庆。一直心系延安的他在中国地图上“画了数个圈”，才安全抵达革命圣地。
记者：贺绿汀在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吧？
戴鹏海：贺绿汀一生有许多传奇故事，这次也是如此。１９４１年，重庆不能再呆下去之后，贺绿汀和戏剧家沙蒙先是徒步走到了贵阳、广西，谁知道还没到桂林，桂林的报纸就登出“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不日抵邕”的报道，于是桂林也不能呆了。他转道湛江，然后渡海到了香港，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廖承志，廖承志帮他搞到了去上海的船票。１９４１年，他到上海后，联系到了新四军，想通过新四军去延安。在新四军，除了第五师没到过，一、二、三、四师他都到过。每到一个师，他就培养一批音乐工作者，如晓河、管荫深等，日后的音乐家吕其明与贺绿汀也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结缘的。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贺绿汀到村外树下拉小提琴，１０岁的吕其明听到了，很陶醉也很好奇。贺绿汀就详细地给他讲解小提琴的发声原理、演奏方法等，在年幼的吕其明心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后来，刘少奇同志要到延安去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贺绿汀找到他，要求和他一起去延安。他们走到平汉路，过不了封锁线。贺绿汀必须想办法回上海，再向北绕道去延安。于是他化了妆，留着小胡子，穿上长袍，扮作商人的样子，与邹韬奋一起由汤景延的部队护送。由于汤景延的背景，土匪不敢碰他们，汪伪部队不敢惹他们，日本人也不认识他们。到上海后，贺绿汀设法从南京往天津然后到了北平。北平离延安是近了，可是路途上仍然艰难。好在贺绿汀找到了他在上海音专时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的叔叔是山西一个县的县长，住在太原。通过这些关系，他们来到了山西离石，等待时机。终于，贺绿汀和接应的人接上了头。可是，接应的人看到他拿着一个长盒子，而且形状不太规则，觉得很奇怪，以为是发报机，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于是区政府连夜转移。其实，贺绿汀带的只是一把小提琴，可是当地人谁也没见过这东西。直到后来，确认了贺绿汀是延安方面在等的人，当地区政府才把他送到了绥德。
记者：他的革命经历也给他的作品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戴鹏海：１９３４年，他在《新晚报》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论音乐的时代性》中就谈到：“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是由他个人创造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时代的代言人，或新时代的音乐家。应知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但要有成熟的技巧，也必须具有极其敏锐的时代感召性，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他不但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后来也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