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

    1925年，正式参加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7年，参加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1928年，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

    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年底，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5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是其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和代表作。

    1936年和1937年，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其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任院长。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

    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

    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于《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

    1996年12月13日逝世。

    在纪念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之际，曹禺先生是值得怀念的。无论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是作为中国文艺事业的领导者，都值得我们回顾他对中国文艺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与中国文联半个世纪的姻缘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２日，当郭沫若在华北文委和文协举行的会议上提出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建议时，曹禺不但热烈拥护，而且被推举为４２名筹委之一。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全委、常委，并且是全国文联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他还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委、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委和常委、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委。年轻的曹禺从此开始了与中国文联半个世纪的姻缘。１９８８年，在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直到１９９６年去世。

    文联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主要传输平台，曹禺不仅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身体力行，而且认真履行领导责任。从他的工作中，折射出新中国上个世纪文艺政策的得失成败，能看出中国文联的辉煌和曲折历程。

    他因为谦虚谨慎的品格、文艺上的巨大成就、渊博的学识以及对中外艺术特别是戏剧的深刻了解，赢得文艺界的信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

    为戏剧教育鞠躬尽瘁

    曹禺，首先是作为一个戏剧家而著称的，但是，他对中国戏剧教育的贡献是杰出的。这点，往往为人所忽视。

    １９３５年，余上沅慧眼识英才，几乎是“三请诸葛”，将曹禺聘请到刚刚成立的南京国立剧校任教授。可以说，由于曹禺的到来，使剧校熠熠生辉，顿生活力。至今，他的学生都忘不掉他那充满灵性的讲课，特别是他那虚怀若谷、博学多识、独具创造的教学风范，成为第一代戏剧学人的楷模。

    我们看到，像后来的大导演凌子风，表演艺术家石联星、叶子、项堃等，都是他的弟子。而在抗战时期，他担任国立剧专的教务主任时，曾有过一个辉煌阶段，剧校人才济济，团结了一批戏剧精英，如张骏祥、黄佐临、金韵芝（丹尼）、陈鲤庭、梁实秋、戈宝全、陈白尘等。此刻，被称为国立剧专的“黄金时代”。

    抗战时期的国立剧专，处于远离重庆的偏远小城江安，条件十分艰苦，时为国立剧校教务主任的曹禺与学生们同甘共苦，孜孜教学，培养出很多戏剧人才，如刘厚生、蔡松龄、深蔚德等。他们成为抗战时期演剧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戏剧院团的骨干力量，如石羽后来成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赵鸿模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全国解放后，曹禺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而且后来一直是名誉院长。曹禺的伟大戏剧风范鼓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戏剧学人。曹禺作为一个戏剧教育家，还在于他的剧作就是戏剧学校，很多戏剧工作者都是由于看了曹禺的戏而走向戏剧道路的，更由于演出他的戏而成长为演员、剧作家和导演。也就是说，很多戏剧表演人才都是在演出《雷雨》、《日出》、《北京人》、《家》中成长起来的。于是之曾这样写道：“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结的文字，培育了一辈又一辈的演员。今后，还将有大批新人凭您的剧作成长起来。我以我能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感到幸福。”于是之道出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心声。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２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被任命为院长，直到１９９６年逝世，在半个世纪中，他始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者。北京人艺之所以成为一个蜚声世界的剧院，能够成为一个独具风格、自成一派的剧院，与曹禺是分不开的。

    曹禺是北京人艺的缔造者、组织者之一，身为院长，他自建院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剧院的建设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可以说，他把自己大半生都献给了北京人艺。

    曹禺对于北京人艺的第一个贡献，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同焦菊隐、赵起扬和欧阳山尊一起制定了北京人艺的建院方针，把北京人艺办成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在艺术上有严格要求的剧院，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的剧院，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世界第一流的剧院，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

    对于北京人艺，曹禺心中是有规范的。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剧作家，他的艺术修养，他的识见，使他在设定北京人艺的演出剧目和演艺水准上，都有着他不可降格以求的标准。因此，在建院后他十分重视演出剧目。以他的地位和名望，以他的眼光和识见，邀请最知名的剧作家为北京人艺写戏，使北京人艺演出的剧本保持高标准、高品位。也正是由于曹禺的身份和热忱，才能请到郭沫若、老舍、夏衍、田汉等为剧院写戏，这是北京人艺得天独厚的地方。

    像曹禺这样全国知名的剧作家担任院长，他能够为了剧院亲自登门求稿，确实表现出他求贤若渴的风度。正是在演出这些大师的剧作中，不但提高了北京人艺的声誉，也有助于形成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正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剧体系一样，北京人艺也在演出“郭、老、曹”的剧作中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曹禺先生的学者胸怀和虚怀若谷的态度，对于北京人艺领导班子的团结，对于全院的团结，都成为一种凝聚的和吸引的磁石。北京人艺的艺术家，都把曹禺视为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有着他和焦菊隐这样学者型的院长，使北京人艺形成一种艺术氛围、一种艺术传统，甚至积淀为一种艺术基因。

    曹禺对于焦菊隐和赵起扬的尊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信赖和支持，是北京人艺成功的保证。曹禺每提到他们，就由衷地称赞。曹禺对于总导演焦菊隐的信赖、尊重和合作，可以说是一个剧院院长同总导演关系的杰出榜样。他对于焦菊隐艺术实践和艺术创造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对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的地位和作用历来给予很高的评价。曹禺和焦菊隐的合作，是在艺术上心心相印的合作，是真诚的艺术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学者之间的合作。这里绝没有丝毫的私心和一星一点的嫉妒。曹禺称赞焦菊隐说“他在北京人艺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造，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创造了富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话剧。它是北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也是创造者”。在这些真诚的称赞中，可以看到曹禺对于焦菊隐的尊重。而这些正是北京人艺在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

    如果说，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作成功地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创造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那么，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的合作，则成功地创办了北京人艺并缔造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在中国话剧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而曹禺同剧院艺术家的关系，也是十分融洽而充满友谊的。他热爱这些朋友，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也对曹禺充满敬爱之情。

    从表面看来，似乎曹禺这个院长是“虚”的，但是，有曹禺在，北京人艺就像有着“艺术神灵”在。他的领导作用对于北京人艺来说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譬如他对于舞台，他对于演出，就有着他绝妙而深刻的理解，他说：“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攻坚集·序》收入《曹禺全集》第５集第３５５页。）从这里，就可以懂得他对于北京人艺的感情，对于北京人艺艺术家的感情，懂得他对于北京人艺这个戏剧殿堂的热爱。

    曹禺说：“我是爱北京人艺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北京人艺的全部的感情。有人说，曹禺是为戏剧而生。他把北京人艺也视为自己的艺术生命。

    “写剧本就是在写一首诗”

    他的剧作不多，但却是最经得起历史考验，最具有艺术持久力，最具有观众缘并赢得世界荣誉的经典，他是中国话剧的奠基者。

    在今天，曹禺的戏剧日益展示其审美现代性的内涵和魅力。在他的剧作中展现出一种罕见的现代焦虑，他的生命焦虑、人性焦虑、社会焦虑、都市焦虑、人类焦虑……甚至可以说他的焦虑是与生俱来的。这些，构成他那种高贵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的良知。现代性的焦虑“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旁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日出·跋》）

    他在追索着人生，考问着社会，探索着人性，焦虑的“残酷”化为戏剧的“残酷”，在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还是一种理念时，而在曹禺这里却构成戏剧的形象，形成他特有的残酷之美。《雷雨》是残酷的，《日出》是残酷的，《原野》更是残酷的。

    《雷雨》写的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是一系列的残酷：是命运残酷，命运的巧合恰恰体现着命运的残酷。四凤在重蹈着侍萍30年前的覆辙，无论是对于年轻的四凤，还是对于侍萍来说，他们的命运太残酷了。“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雷雨·序》）人物的性格也是残酷的，他说繁漪“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总之，是命运的残酷、性格的残酷、生的残酷、死的残酷、爱的残酷、恨的惨酷、场面的残酷、情节的残酷，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残酷中而蕴蓄它的诗意，有着曹禺审美的现代性。

    《日出》更揭示出现代的残酷对人精神灵魂的虐杀和戕害。陈白露，一个纯真的少女在现代金钱制度和卖淫制度下陷于一种不可摆脱的极度精神痛苦之中而自杀身亡。

    在曹禺剧作中，有着他对于人和人性的复杂而深刻感知，对于人类处于矛盾的生存状态的展现。在他看来，人是可怜的，是愚蠢的，人类自身就是悲剧的。的确，曹禺具有一种大悲悯的胸怀，甚至说是一种大悲悯的哲学。他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祁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雷雨·序》）

    有人说，艺术就是发现，而曹禺就是一个伟大的美的发现者。当人们在习见着甚至厌见着一些人和现象时，他却在污垢掩盖下发现金子般的心灵，在罪恶的氛围中看到美丽的心灵。他笔下的繁漪、翠喜都是他伟大的发现。而陈白露、愫方等，都是他献给中国艺术画廊崭新的典型形象。

    的确，如他所说，他写剧本就是在写一首诗，由此，他开辟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传统。

    剧作思想核心：诗意真实论

    曹禺戏剧具有独到的哲学沉思和思想特色，而其戏剧思想更成为中国戏剧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当中国话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纠缠在误读的易卜生主义的思潮之中，热衷于“问题剧”之际，曹禺首先提出他的戏剧诗宣言，声言他的《雷雨》“写的是一首诗，一首戏剧诗”。这在中国现代戏剧思想史上树起一道丰碑。他的《〈雷雨〉的写作》、《雷雨·序》和《日出·跋》所体现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戏剧思想，不但是他《雷雨》、《日出》创作经验的结晶，而且是开拓一代剧风的理论导向。

    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的精华是他的诗意真实论。在自然主义、镜像主义、新闻真实主义等戏剧创作模式盛行时，他将诗意美学内涵熔铸到现实主义的真实观之中，构成其诗意真实观。

    他的人物塑造论，与鲁迅的小说人物塑造有着承转相通之处，都倾心于人性的开掘、灵魂的刻画和精神的追索。对于人、人性的思索始终是曹禺创作的中心，曹禺剧作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创造的那些复杂、丰厚、个性鲜明而又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人物。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戏剧同样是人学。这也正是曹禺戏剧思想最为深刻的地方。

    晚年，他更强调对人的认识，认识人性的复杂，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强调探索人的灵魂秘密。他通过对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作家的评论，引导人们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他希望中青年作家从这些文学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宝贵的人类智慧，写出那种关心人、关心人类的令人思、令人想的作品。

    曹禺至今仍然是我们戏剧的灯塔，是我们文艺振兴的标识。

    当我们回顾中国文联60年走过的道路时，回顾我们伟大的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将会为我们现实的文艺发展提供最珍贵的教益和最切实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