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湖南益阳人。

    1927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

    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

    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

    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后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同年10月，接编左翼刊物《文学月报》。

    1933年4月，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当时国内介绍和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早的文章。

    1937年9月，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部长。

    194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

    1952年，出版《坚持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论文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8年，与人合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等著作。

    “文革”中遭诬陷，被公开点名，投入监狱。

    “文革”结束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当选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1979年，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总结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文艺任务，并诚恳总结了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赢得人们的敬重。

    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齐聚中南海，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７月１９日，中国文联宣告成立。在纪念中国文联成立６０周年之际，回望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周扬何以会成为中国文联的创始人？此后又是如何成为文坛领袖的？自然是文坛关注的话题。

    左联时期登上文坛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周扬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原名运宜，字起应。在家乡度过了几年近于私塾的学习生活后，１９２５年秋季他考入上海南方大学，１９２６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虽对革命思想非常感兴趣，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尼采。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了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周扬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向往。１９２７年，周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正是中共党史书籍中所描述的给这个春天留下血腥记忆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１９岁。

    虽然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周扬并没有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有多大作为。加上随之而来的暑假，周扬决定借探家的机会，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去寻找一份工作。在武汉徜徉了一个多月后无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已经到日本去了，他“已再找不到组织”了。

    怀着“不能忍受这样长的日子”的心情，周扬不想再在大夏大学熬两年拿文凭，而是转到了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的高师科。在拿到文凭后的１９２９年初，他到了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一方面寻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左翼文学之中。周扬在自述中写道：

    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由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许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被逮捕，和一个左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呆了两、三个月就回到上海了。

    在上海，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底，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大约是一个不成功的演员。据他和赵铭彝回忆，他在获得第一次上台的机会后，就演砸了。他所饰演的是一个小小的角色—— 一大群苏联士兵中的一个。剧情要求他在受伤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号，但因为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几乎没有谁能听得懂。由此，他的舞台生涯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不过，周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作为一个已经失去组织关系几年而陷入苦闷的年轻人，能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这无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几年来他对左翼文艺的追求，虽然其中夹杂着对尼采理论的承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文艺的坚定拥护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论素养也使他比在舞台上更能发挥作用。从留在《周扬文集》第一卷、发表在１９３１年的文章中，读者能够体会到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年少时期的风采。

    这一切，当时党的文艺的领导人也看在眼里，因而让周扬转入了左联。此时，虽然左联刚成立仅一年多，并处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之下，却搞得有声有色。来到这里的周扬，显然找到了发挥自己的舞台。１９３３年５月，周扬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１９３４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１９３５年２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周扬回忆说：

    文委经董文学指示由我担任书记，随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重新调整了文委及其所属各联盟的组织，继续坚持工作，保存了党的组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到１９３６年夏，我们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文委系统原有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达１００人，为上海党组织残留党员最多的单位之一。这些党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其中虽有坏的，但多数还是好的，有的并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未刊稿）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周扬在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安排下，带上苏灵扬和一岁多的女儿，与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１２人，从上海出发，途径西安前往延安。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周扬到达延安。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并被鲁迅指为“四条汉子”（另外三条汉子是田汉、夏衍、阳翰笙）。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千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没有丁玲、萧军等作家那样有影响，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一般工作。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稍后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３０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扬还担任了鲁艺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兼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在此期间，担负领导职务的周扬，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阐释党的政策。

    １９４２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周扬为毛泽东这次座谈会的讲话贡献甚大；毛泽东讲话后，周扬直接参与了讲话的修订工作，并且着手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编辑宗旨，就是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书中前言指出：“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本着意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书，对于确立毛泽东在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作用甚大。此后，周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了，其在文坛的领导地位也大大加强。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文坛领导地位

    １９４９年７月，周扬直接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的职务中，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１９５２年４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领导的前台。

    此后直到“文革”前夕，周扬一直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逐步开始拨乱反正，在“文革”中被打散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开始重组，文艺界一些人开始积极拥趸周扬复出。“文革”十年，一直被关押的周扬，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对理论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获得自由后，他准备系统地研究一下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周扬复出后，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后来担任副院长。

    １９７８年５月底至６月初，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文艺界的重组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要求周扬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年１２月底，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步伐加快，筹划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就成为重要的工作。为此，聘请了周扬为中宣部顾问，参与筹划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１９７９年初，周扬重新回到中宣部，在继续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兼管一些文化部的工作。不久，他官复原职，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具体筹划了文艺界的重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等各项工作，代表中央准备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主报告。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底至１１月上旬，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中国文联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周扬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直到１９８８年第五届中国文联换届前，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１９８９年７月３１日，周扬去世。９月５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格甚高的追悼会，以此肯定他对文艺事业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