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1927年，前往法国巴黎，并开始着手创作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于次年完成；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31年，《时报》以《激流》为题逐日连载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家》。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委；同时，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当选为该会全委。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1950年，在上海解放剧场参加上海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
1954年，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作了发言。
1957年，《收获》创刊，与靳以任主编。
1960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78年，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作《随想录》。
1981年，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等事项；12月，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
1983年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5年，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
1997年，《巴金译文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1904年11月25日，一个婴儿诞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世代官僚的大家庭中，他就是后来成长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巴金。他本姓李，原名李尧棠，父亲曾做过四川广元知县。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巴金儿时父母去世得早，因而大家庭内的封建罪恶对他幼小的心灵伤害尤其严重。
1919年的五四运动唤醒了少年巴金，在大哥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其中尤以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的《夜未央》两部作品对他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他的一生，于是他怀着追求高尚人生的理想，背叛了封建家庭，离家出走，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求学，随后远赴法国留学。在那里，巴金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第一次用了“巴金”这个笔名。这期间，家庭出了重大变故——他最热爱的大哥不堪封建大家庭的压迫自杀了……巴金彻夜难眠，发奋写书，不久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归国后又陆续完成了他的后两部——《春》和《秋》。“激流三部曲”一炮打响，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成为20世纪文学的经典。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巴金是勇于迎接挑战、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之一，在中华民族迎击挑战的主战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具体说来，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下列3个方面。
反封建的坚决执行者
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反封建最坚决、态度最彻底、战斗最持久的作家，可以说，他一生创作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抗争。如果对比鲁迅和巴金两人，同样是反封建，前者重在揭示、解剖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对人的灵魂戕害，以唤醒疗救者的注意；而后者则重在提供中国封建社会完整的DNA样本，以供疗救者对症下药。巴金的反封建，确切地说，是反自秦始皇开始的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吹响了向封建专制主义宣战的号角。当时的巴金，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但在此之前，他已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研究，已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理论根底，因此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是有意识地按照“家国同构”的理论来进行构思的。作品描写了四川成都姓高的地主家庭一家三代人的生活，集中表现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弊端及其腐朽的封建秩序、封建理念，从而深刻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统治法则，揭示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作为封建特征，高家表现出森严的等级性（亲属辈分及主仆身份的悬殊）以及分裂性（高家在高老太爷逝世后即陷入分裂就是明证）；作为专制性特征，在这个家庭里，高老太爷的话就是法律，一句顶一万句。巴金指出，正是这一专制性法则，造成高家不尽的人间悲剧，造成对年轻一代从精神到肉体的无穷戕害，造成高家是非颠倒、美丑不分、道德沦丧，造成高家最优秀的个性毁灭（在现实生活中高觉新的原形——大哥自杀），造成高家优秀人才的流失（高觉慧等人的离家出走）……可以说，封建专制制度，是高家一切罪恶的渊薮。
高家祖孙三代的生活形态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缩影，从高家林林总总的浮世绘中，人们完全可以在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找到它的对应表现。“激流三部曲”可以说是巴金向中国式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出“我控诉”的战斗宣言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
在中国的作家中，巴金还是反封建斗争坚持最久的思想战士。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的《随想录》再一次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他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封建，从而第一次明确地把反封建确定为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革命的主攻方向。
《随想录》最早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精神园地一片凋零。“四人帮”被打倒后，人们开始反思造成大量悲剧的原因，出现了“伤痕文学”。当时作家们的思考主要还是集中在“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前17年的极“左”错误政策上，也就是说还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看问题。而巴金却是第一个把眼光放到文化层面上来总结历史教训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把1949年后的文学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文章里大声呼唤：“今天还应该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如果说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的人是陈独秀，因而仅凭此一点也可令他名垂青史的话，那么，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第一个喊出这个口号的人就是巴金，他也理应为此一点而名垂青史。这是因为，巴金的这一论断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蒙意义，它打开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大门。
倡导“真话文学”
《随想录》的出现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个“真话文学”寻找与叩问的崭新时代。正是从《随想录》开始，后来的文学再讲假话就相当困难了。即使你坚持说假话，但人们心里那本账却是清清楚楚的。这种开一代文风的作用正是《随想录》的不朽价值之所在。《随想录》的艺术技巧首先是要为上述这一战术目标服务的。正因为权力话语的特征是假大空，因而精英话语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比的真切和朴实。巴金在后记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因此，说真话，就成为作者最重要的一条信条。在作品里则首先表现为巴金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毫不含糊地剖析了自己，而这正是考验作者能否说真话的一块试金石。
巴金在认真剖析自己的同时，又以同样真诚、直爽的态度说出了自己对国家、对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这里蕴含着多少深刻的见解，闪耀出多少思想的火花!诚如巴金在总序及后记中所说：“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不妨说，巴金的《随想录》是以一种写遗言的心态来写的，因而他的真话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冲破思想禁锢的大无畏精神。自1949年后，中国文坛上能如此勇敢说话的，巴金的确是第一人。
人们常说，法国文学史上，卢梭的《忏悔录》出版后，法国文学自此再不敢说假话了。同样地，自巴金的《随想录》出版后，中国文学虽不敢说从此杜绝说假话的作品，但至少说假话要困难多了。
开创中国文学“忏悔”精神的先河
“忏悔”源自西方基督教的精神理念，不是中国文化传统所固有的。中国的文化中，只有孔子的“耻”的概念与之接近，但内容也不是一回事。巴金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他在自己的封笔之作《随想录》里很自然地引入了西方基督教面临末日审判的忏悔精神，为提高中国文学的精神品位作出了贡献。
中国不是一个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巴金的忏悔当然也不是向上帝忏悔，正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看重的是对历史负责。巴金的忏悔也是向子孙后代、向着历史发出的。
巴金曾这样提起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他说：“他是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随想录》的出版给20世纪中国文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它使文学既跟政治相分离，又跟眼下的光怪陆离的“个人化”庸俗写作划清了界限，他使文学回归到自身那崇高的殿堂，这就是文学与文学家应有的神圣社会责任。而巴金作为20世纪中国人的良心，也随着这部散文集的面世而最终得以完成。
巴金的文学创作还在中西文化结合上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它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些伟大的创造，使巴金当之无愧地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