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郭沫若，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很少称“父亲”，而是称“郭老”。从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话剧创作到他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再到郭沫若去世前后的情形，零零星星的回忆虽不能让人了解这位文艺大师全部的艺术成就，但点点滴滴的琐事却依然能引发人们对曾经的历史与当下文艺发展的一点思索。

    戏剧创作：精力充沛 成就斐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领导中国文联，忙于政务，却仍旧挤出时间从事创作，写了《蔡文姬》、《武则天》两部非常有影响的话剧。

    1959年，郭沫若完成五幕话剧《蔡文姬》，由北京人艺导演焦菊隐搬上舞台，朱琳、刁光覃、蓝天野主演，名噪一时而成为经典；1978年，北京人艺以原班人马重演《蔡文姬》，观众人山人海，居然挤塌广场南墙；2001年和2007年，北京人艺又先后两次复排《蔡文姬》，并尽量恢复当年的舞美、服饰，甚至舞台调度，再现当年的舞台盛宴。

    谈到《蔡文姬》，郭平英说：“北京人艺复排的古装戏传统剧目都是老戏，新戏只有《蔡文姬》。这部剧的幕布、服装、舞台空间意境都非常好，能做到这一点，焦菊隐导演功不可没。历史剧离不开诗，《棠棣之花》有很好的歌词，这是因为郭老将《楚辞》用现代汉语转译，在这方面，《蔡文姬》一以贯之，剧本的诗意得到强化。《蔡文姬》的配乐也做了很大的探索，因此《蔡文姬》不但反映了话剧的民族化，而且音乐表现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写作《蔡文姬》时郭沫若在广州，其间当地的作家、干部不时过来走访，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话剧创作，他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将这部作品基本写定。郭平英当时刚刚十二三岁，年幼的她并不知道父亲在写什么。在郭平英的记忆中，父亲虽然要忙于应付各种社会事务，创作时间也非常紧张，但却从没有让人感到很疲惫不堪或不修边幅：“郭老需要写作就写作，需要抽身回来，马上就能回来，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就是随看随想的创作；他为陈寅恪《论再生缘》所做的校勘非常繁琐，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访古巴途中在飞机、火车上用片段的时间创作的。郭老能很快把自己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像他这样兼具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人不多。”

    《武则天》是继《蔡文姬》后郭沫若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郭老曾说过，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在这部戏中，郭老非常注重骆宾王、上官婉儿这两个角色，并且希望扮演骆宾王的演员能够在牢狱中朗诵诗歌，将骆宾王当时的情绪表达出来。但在追求历史剧精神的同时，郭老并没有忽略史实。为了写好《武则天》，郭老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郭老都查看过了。今人的研究剧作，郭老也尽可能找来看过。”郭平英说。

    与人交往：平和谦逊 提携晚辈

    作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成名的文坛前辈，郭沫若在朋友和晚辈文艺人的心目中却是平和谦逊的。当年曹禺和北京人艺的同志请郭沫若写剧本，每次他都慨然应允。郭平英回忆说：“有一次北京人艺准备排郭老过去写的剧本，他听到后，不大赞同，爽快地说：‘我给你们写个新的吧。’有时他留大家在家里吃饭，往往餐中就想出了题目。《武则天》、《蔡文姬》都是应北京人艺请求写的。”

    郭沫若不仅和名家合作、给大剧院写剧本，对于未成名的小剧团与小演员，他也一样尊重。当年河北有一个都是由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组成的地方剧团，有一次他们在北戴河演出，郭沫若看到了，不仅给这个剧团起了“东风剧团”的名字，还亲自为他们修改了剧本。郭平英说：“郭老曾先后为这个剧团修改了《武则天》、《虎符》，并在表演、导演、舞美等方面予以具体指导。在排演《武则天》时，因为戏曲需要有过场戏，而原来的话剧则没有，郭老就专门为演出增加人物角色。考虑到孩子们将来有可能出国演出，为了让他们长见识，郭老还带他们去吃西餐，教孩子们使用西餐餐具。孩子们给他写信，他也回复。郭老从不是非和大牌艺术家合作不可。”

    “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郭沫若发表了传诵一时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常香玉马上把它谱成豫剧曲调四处传唱，广受欢迎。1977年元旦，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上，常香玉再次演唱了这首词，获得极大的反响。“郭老在电视上看到演出后，特地请广播电台对常香玉表示祝贺和谢意，并给常香玉写了亲笔信：‘我在电视中看到和听到你的《水调歌头》，演唱非常有力，誉满首都，使拙作生辉，非常感谢你。’”

    1977年，中央发出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常香玉想通过演唱的方式，表达心情，可没有合适的唱词。“这时她想到了郭老，马上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希望为自己写一首切合主题的唱词。很快，郭老便专门为常香玉写出了《水调歌头·工业学大庆》的唱词。接到郭老的信和唱词清样，常香玉十分感动，很快为词谱了曲，并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进行了演出和录音。”

    四次文代会：期待凤凰涅槃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人士再次重逢。郭平英说：“郭老这时身体不好，但非常关心大家的创作情况，对大家重新拿笔写作寄予了希望。”

    郭沫若病重期间，正值中国文联召开全委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非常关心他的病情，都想去探望。回忆当时的情形，郭平英说：“1978年6月3日早晨，郭老的秘书来电话说，郭老一早醒来就问周扬，想要周扬去看看他。周扬很快赶到北京医院。郭老当时已经十分消瘦，但似乎不很留意自己的病情，他朝周扬他们笑了笑。周扬向郭老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他早日康复的热切心情，也向他汇报了中国文联会议上的情况。郭老听了很高兴，他再三要周扬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郭老还说，他因病不能出席会议，失去了一个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感到遗憾。”

    在这次中国文联全委会上的书面发言中，郭沫若豪情满怀地写道：“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精神上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有什么理由不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呢！”对于新时代文艺发展，郭沫若期待着她能像浴火的凤凰涅槃重生，在经历苦痛与挫折后再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