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拍摄时间是2001年12月18日。那天清晨，作为山东曲艺界的代表之一，我随山东文联代表团出席了全国第七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会前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后来我们家便有了这幅照片。若要在它中间寻找“我”，恐怕要用些功夫：那天合影的人太多，为了让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代表离领导同志近一些，我们山东代表团的位置只能排在了“边远”，而“我”呢，又恰巧排在了“边远”的“远边”。我想，山东将我排在“远边”一定是出于对我年龄的考虑，尽管那年我已经47岁，但在山东代表团却仍属于第一次参加文代会的“小字辈”。其实，能站在“边远”便足以让我骄傲一辈子了，山东代表团的曲艺界代表只有三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山东评书名家刘延广和曲艺作家刘心科。他们俩比我年长10多岁，尽管当时都是年届花甲的“小老头”，但那天的热情却丝毫不低于我们这些年轻些的，都是没等天亮就梳洗利落了。嘿，我们三人没商量，穿的却是颜色相近的笔挺西装。当时北京室外的温度已经很冷，但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大厅却热气腾腾，这既是空调的作用，更与大家的心情有关。别人如何我没留意，反正在等待接见的那段时间里，我将脖颈上的领带一会儿解开，一会儿扎上，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几回。如此，被接见与合影时的激动亦可想而知。

    在出席会议的时候，大家当然是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只是每逢会间休息便有些“乱套”，追赶那些平日里只能在荧屏与银幕上见到的文艺名人然后合影，成了会议期间的一种“休闲时尚”。我亦照了好多合影，既有与我们山东老乡彭丽媛、巩俐的，亦有和央视主持人赵忠祥、崔永元的……有两张合影我格外珍视，一张是与师兄、宁夏文联副主席郭刚，恩师、曲艺名家赵连甲一起照的“全家福”。那晚中央领导同志与文代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举行联欢晚会，演出前赵老师把我们喊到身边，之后紧紧地揽在怀里……老人知足啊，屈指可数的曲艺界代表中竟有两个出自他的门下。另外的“唯一”也是文代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拍的，那是我与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合影，周围的很多人的眼睛只顾追“星”了，于是便给我提供了与气定神闲的季先生亲密接触的“机遇”……

    我当然也有许多“错过”，比方，我们山东曲艺界出席第七次文代会的三个代表竟然错过了拍一张合影的机会。其实想想，并无甚遗憾，两位老先生的“影像”已经留在我的心中，且越来越清晰：那次文代会后，两位刘先生都好像变得年轻了，已年届古稀的“老爷子”刘延广在济南电视台主持的曲艺式新闻《有么说么》，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刘心科先生得了喉癌，手术后康复得非常好，他写了好多曲艺作品，前不久还出了书。

    2006年11月，作为山东曲艺界的两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出席了第八次全国文代会。那一年我52岁，另外一名同行代表是比我小13岁的济南市曲艺团团长慈建国。这次文代会，我依然照了许多合影，而我依然错过了在文代会为我们俩拍张合影的时机。还好，这位“小字辈”，近年来把济南市曲艺团管理得非常出色，尽管他不是什么“名流”，但每逢与人说起曲艺，我便不自觉地说出他的名字……

    难忘那些留在心灵深处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