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至11月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标志。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文革”十年浩劫，终于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才有可能重聚一堂，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此事已经过去30年了，但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每一回想，心潮澎湃！

    “文革”中，文艺界是重灾区。许多优秀的文艺家被迫害致死，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田汉、老舍、傅雷、赵树理、盖叫天、严凤英、周信芳、叶以群……到会的代表们见面，都说：我们是幸存者，能活下来见面就是幸福！多少老文艺家拄着拐杖，或者由亲属搀扶着出席。许多人带着在“文革”中所受的伤残前来开会。夏衍同志腿被打折，萧三同志腰直不起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一群身着白衣的服务员姑娘专门准备好轮椅，请年老或伤残的代表坐着，推送进入会场。至于精神上的创伤，更不用说。11月1日的大会上，阳翰笙同志宣布：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全体与会者起立，默哀三分钟。我听见不断的啜泣声。

    11月4日的大会，当萧三上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服务员扶他到座位上，他颤颤巍巍地坐在那里，面对话筒，刚讲一句话——我被剥夺了同大家见面的权利，但今天又见面了——就喉头哽咽，泣不成声。此时记者们争相拍照。突然他支撑着身子，站了起来，欲言又止，老泪纵横。全场屏息凝神。萧三说，我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被他们那个顾问（指康生）迫害，从70岁被投入监狱，到77岁才放出来！出来后还要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我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不准出，要出也不能写上编者的名字！我译的《国际歌》歌词，也不能写上译者的名字！我被剥夺了种种权利！此时全场哑默，几乎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突然萧三高呼：现在好了！我要歌颂今天！他当场朗诵了他写的一首七律。全场顿时沸腾，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我深深感到，萧三的讲话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心情。

    会上，茅盾、巴金、冰心、艾青、冯至、秦兆阳、楼适夷、傅钟、贺绿汀、吴作人、严文井、蒋子龙、刘绍棠等人都发了言，受到与会者的欢迎、重视和关注。遗憾的是胡风问题还没有解决。会议主持者宣称：胡风一案是公安部处理的，将来由中央作出决定。（后来中央连续发出三次决定，到80年代初，胡风一案终于彻底平反。）

    11月11日，周扬同志讲话，他详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斗争。周扬说，1957年以来，我犯了不少错误。（那时周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两件事要说一说：一，丁陈反党集团（指丁玲、陈企霞）；二，丁玲右派问题。最近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写了报告，对此事要平反。这事我有没有责任、有没有错误？有。并不是丁玲同志的观点、作风不能批评，但可以在党内批评，不应该定为反党集团，那是错的。我在这里向丁玲同志、陈企霞同志，表示道歉！——此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扬继续说，我对不住他们。陈企霞同志敢于讲话，在作协顶撞过我，他的意见不一定对，但敢讲，是好心。我向他道歉！但我要说一下，我没有打小报告，一切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搞的，可是我不推诿。我也一样有责任。向上面写了报告，这报告就不对。不是造谣，但看法不对，有左倾情绪。有左倾情绪就不能把事情看正确。我不仅要向丁、陈道歉，我还要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冯雪峰、陈涌、秦兆阳、罗烽、白朗……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志认真地诚恳地道歉！

    此时，萧军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说，周扬同志，好！敢于自己承认错误的是勇敢的人！不敢承认错误的是怯懦的人！——场上立刻又爆出震耳的掌声。有人高呼：同意萧军同志的说法！

    第四次文代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致祝词中的一段话：“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记得，小平同志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加强了语气的力度，全场爆发出震雷般的掌声。小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也是承认领导者过去犯了“横加干涉”的错误，因此小平同志和他所代表的组织也成了萧军所赞扬的“勇敢的人”。

    30年来以及今后更长远的时期内，“不要横加干涉”依然是各级领导对文艺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句话，也成了第四次文代会的标志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