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前，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预备会，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代表有王苹、王晓棠和我参加。为什么要开预备会？因为十年“文革”，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黑藤上的黑瓜”被“四人帮”打压、关押，什么罪都受过，一朝得解放，心里的阴影却一下挥不去。第四次文代会之前的预备会议，主要就是让我们有一段适应的时间。我记得预备会议期间开了无数次座谈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由当时的电影局副局长丁峤主持的。座谈会上，大家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坐在那。最后丁峤说：“大家是不是还心有余悸呀？”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是。”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我在“文革”中被批为中央戏剧学院“大黑缸”里染出来的，十年中都被“四人帮”禁锢着，一下子让我解放，我还解放不了。

    这次预备会上，让我开心的是见到了很多许久没见的同志。中央戏剧学院的党委书记李伯钊是我的老领导，经历了“文革”中的各种批斗，腰腿都出毛病了，自己不能行走，每次开会，我都搀着她。当时，我们的心情就像“四人帮”倒台后到天安门广场扭秧歌一样高兴。虽然还不是太放得开，但毕竟有说话的机会了。“文革”期间就有人说：不要自杀，终有一天我们会见到太阳的。我们的确是见着太阳了。那次会上，侯宝林有个讲话，把“文革”的苦难像讲相声一样讲出来，把我们乐坏了。他说，那时，我们是“牛鬼蛇神”，每次批斗会都为我们准备了大中小号的帽子，戴几号帽子是要事先问的。帽子戴的时间长了，我就问，请示首长，我们是“牛鬼蛇神”，是不是让我们趴着更好？——实际上是站的时间长，身体顶不住了。大家都笑了。那时是苦笑，现在觉得是好笑。

    1979年10月底，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对文艺界来说是一个号令，把文艺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心里都暖了起来。大家在谈论时，眼里含着泪，脸上露着笑。大家不愿意过多回忆伤心的往事，都在讨论如何把十年的损失补回来。“文革”前，我38岁，正在拍一部反映野战医院医生的电影《山乡花正红》，连外景都拍完了，“文革”开始后这部电影就不能拍了。从38岁到48岁，我的事业的黄金时间是一片空白。尽快投入工作，这不单是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螺丝钉”，我们要让文艺这个社会主义的“齿轮”运转起来。

    （本报记者吴月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