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当南京于４月２３日、上海于５月１６日相继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辉煌的决定性的胜利，党中央定于7月在北平举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晋绥分局决定周文、马烽、西戎、束为、亚马、卢梦、常苏民、李少言和我作为西北代表团的一部分团员去参加大会。
西北代表团的团长为诗人柯仲平，副团长为作家周文和戏剧家马健翎。团委为我、朱丹、林山、周文、亚马、柯仲平、马健翎、张明坦。加上石鲁、邵子南、柳青、贾芝、闻捷等代表共45个团员。这既是我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盛会，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一次文学艺术家的代表大会。能够参加这样的会，既意味着党对于我的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于我的艺术活动的鼓舞。
我和卢梦、李少言于5月中旬离开高家村到了汾阳，过薛公岭时遇上霜冻，看到新出的核桃树嫩叶都被冻蔫了。但走到交城、文水一带时，却又看到田里已在收割大麦。好像从冬天突然来到夏天。
当我们路经新近于４月２４日解放了的太原城时，我真有无限的感慨。自１９３６年我离开太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13年之久。现在我再来到这个曾经在此学习、生活过的古城，怎能不触景生情，如今是城街依旧却属人民的天下了。
来到北平，被安置在一个新建的楼房里等待开会。当时我们美术界也在筹备召开全国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中央美术学院内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艺术展览会，我参加展览的木刻作品有延安时代刻的套色木刻《丰衣足食图》，黑白木刻《为群众修理纺车》和在晋绥边区创作的套色木刻《送马》、黑白木刻《王贵和李香香》插图，以及年画《选举画》。除此之外，还把全套《晋绥人民画报》、内蒙古的《内蒙画报》和东北的《嫩江画报》一起展出了。后来上海晨光出版社由赵家壁负责出版了一本《新中国版画选》，选入了我的《送马》和《王贵和李香香》插图。还出版了一本木刻连环图画叫《小姑贤·刘保堂》，把我在延安时期刻的《文教英雄刘宝堂》和《小姑贤》插图一并选入其中了。
在等待开会期间，我们观看了一部苏联影片《西伯利亚交响曲》，我很受感动，因而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内容是歌颂一个音乐家来源于西伯利亚生活的创作激情。据编辑说，他们收到好几篇评论文章，最后选取了我写的这一篇，我真高兴。
在一次小会上，一位陌生的同志主动过来和我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赵树理。”我真为见到他而高兴。虽然我们于１９３５年同在太原，但未曾相识。现在他主动来和我握手，使我感到意外，我想：也许是由于我在晋绥《人民时代》上写了《三谈〈李有才板话〉》而引起他对我的注意的吧。赵树理是这次大会上的大红人，不久前郭沫若曾称赞他是“文学上的一棵大树”。而周扬也写长文评论他的小说。我对他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却如此谦逊，真是难得。从此他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当中国共产党诞生２８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参加文代会的全国文学艺术家一同参加了“七一”的庆祝大会，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周扬、梅兰芳等名人。大家在雨中站在露天会场上，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梅兰芳衣服淋了个全湿，然而谁也若无其事，至今思之还使我感动，虽然我也被淋湿了。
文代会终于于7月2日在怀仁堂开幕了，我被选为主席团的成员，和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梅兰芳、赵树理、艾青、胡风、徐悲鸿等都坐在主席台上。首先由大会主席团总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接着由副总主席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之后由朱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贺词，接着还有董必武、陆定一等首长讲话。到7月3日郭沫若向大会作总报告，7月4日由茅盾作了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7月5日周扬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作了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他讲到美术时说：“绘画方面，解放区的木刻、年画、连环画等，都带有浓厚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如大家熟知的古元、彦涵、力群等人的木刻，华君武、蔡若虹的漫画。”这是周扬对我的木刻的评价。大会的第六日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在他将要结束报告时，毛主席突然莅临会场，并作了简短的讲话，全场欢声雷动。他说：“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在我们开会的期间，经常有学校、机关的代表或子弟学校的儿童代表向大会献旗、献花，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大会期间，一天夜晚周恩来接见了西北代表团的团长和团委。当秘书向他一一介绍来者，轮到我时，他说了声“知道！”这真使我惊异。后来想：他所以能知道我，大概是他当年时常把延安的木刻拿到重庆展览吧。
大会结束时，我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感到无比光荣。因而能在西单一个大饭店同郭沫若、梅兰芳等文联委员同桌吃饭，也真是千载难逢。
文代会于7月19日举行闭幕式。在整个大会期间，每晚都有文艺晚会，我坐在前排观看了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非常高兴。自１９３２年我在西湖观看了他演的《苏三起解》后，就再没有看过他的戏了。那时花两块白洋还是旁座，而今我能不花钱坐在前排，真使我有很多的感慨。我还有幸观看了上海名演员周信芳演出的《四进士》。我当年在上海时就经常听到周信芳的艺名“麒麟童”了，但因为生活的贫困，对于他的演出，从来也不敢问津，这次大会期间能先后看到梅兰芳和周信芳的戏实在是太难得了。此外我还看了青年演员郭兰英给大会演出的新歌剧。郭兰英本是旧社会在张家口以唱山西梆子出名的，现在她参加了革命大学文工团给大会演出新歌剧《王大娘赶集》，使我大为欣赏，她在台上真是一身都是戏。后来才知道她是山西平遥人，我为山西能有这样的戏剧人才而高兴。
大会闭幕后，“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于７月２１日在中山公园正式成立，我被选为美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共13人，选举徐悲鸿为美协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在文代会期间江丰曾以《解放区的美术工作》向大会作了专题发言。其中说：“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形式，以画报为最发达，同时也是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许多知名的美术工作者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工作，如朱丹、力群、张仃、沙飞、尹瘦石、施展、陈叔亮等……”这里他提我的名字，显然是因为我主编了《晋绥人民画报》。
在这次大会上我为能够看到美术界和文艺界的很多老朋友而感到非常高兴，如当年在上海认识的野夫、陈烟桥、新波；在武汉相识的李桦，以及三厅美术科同桌办公的赖少其。他离开武汉后就参加了新四军，这次参加大会是部队代表团的副团长，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三厅美术科的朋友还有李可染、叶浅予、王琦，延安时代的有江丰、马达、蔡若虹、张仃、古元等。此外还看到三厅时的文艺处处长田汉和《七月》的主编胡风……这真是革命文艺界空前的一次大会师。当时李可染是平津代表第二团的成员，我们在武汉三厅别后已有11年之久未见了。会议期间李可染特邀请参加大会的三厅时代的一些老友在他家聚会吃晚宴，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里，我们追叙三厅时代的往事和彼此别后的情况，颇感畅快。
大会结束后，周扬找我在北京饭店谈话，要我回到太原和高沐鸿召开全省的文代会建立山西省文联。但我还未曾认识高沐鸿同志呢。
文代会结束后，约8月中旬西北代表团路经太原，住正大饭店，进行了数日的参观。约9月初我才从介休坐卡车到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