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以前，我是晋察冀解放区部队里的一个文艺工作者，主要从事戏剧编演工作。八年抗战及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活动于冀中、山西一带并亲历了土地改革运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我是部队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那年我２８岁。60年过去了，当时事、当时心情至今不能忘怀。

    １９４９年５月，第一次文代会进入筹备阶段。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许多战友正奋战于中南和西南地区，不过国统区的文艺界名流已经陆续北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从香港乘海轮转道大连而来，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南京、上海解放后直接进京。

    一路风尘，来到北京，我们分散住在前门外的小旅馆、小客栈，当时那里是北京的娱乐和商业中心，离老北京站很近，京城气象咸备眼前。

    我曾认真学习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朱老总的《论解放军战场》等党内领袖的重要理论著作，且比较熟悉国统区作家的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心里充满对党内外领袖、前辈的景仰之情，而第一次文代会为我提供了一睹他们风采的机会。会场里群贤毕至，我睁大眼睛，寻觅着心中的偶像，“哦，这是主席，这是周副主席，那是茅盾，那又是周扬……”彼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此外，我也见到了其他解放区文艺界的同志。需知，在战争年代，各解放区处分割之势，关于各区的文艺工作，彼此知之甚少，甚至不知。譬如我身处晋察冀解放区，就不太了解山东地区有多少剧社和戏剧作品，作为八路军，我也不知南方新四军的文艺动向。人称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文艺界的一次会师，这不单是解放区文艺界与国统区文艺界的欣然晤面，也是各解放区文艺界的亲切团聚。

    大会召开期间，各地同志都带来了自己的戏剧作品，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东北解放区陈其通同志的《炮弹是怎么造成的》、李之华同志的《反翻把斗争》及战斗文工团（由一野、二野、三野部分同志合编而成）的歌剧《刘胡兰》等。过去，延安的秧歌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也曾流传到敌后，而那次西北同志带来的剧作也同样精彩。南方代表团演出不多，我尚记得陈白尘同志的《等因奉此》，至于华北解放区则出演了《不要杀他》《大庆功》等剧，其中有我写的小戏《喜相逢》。《喜相逢》是出“急就章”式的独幕剧，目的在于宣传战时纪律。当时部队流动性很大，不可能搭台演戏，就着广场，二三人、一条板凳就能演出，该剧参考了一些相声手法，颇有喜剧色彩。通过这次汇演，我深刻感觉到兄弟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开展得如此之好，丰富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同时我也颇觉自己的工作还远远做得不够，我应该向各区文艺同行学习。

    话已及此，不能不提到会前新华书店出版的“人民文艺丛书”，组委会拟予大会代表人手一套。丛书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均有收录，佳作如林，《喜相逢》忝列其中，这是对我的极大鼓舞。

    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全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是势在必然之事。第一次文代会增加了我献身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信念，直至今日耄耋之年，回想起来，犹然激动。

    （江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