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和平解放。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汇集北平，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交流学习，热闹非凡，是文艺界的一件大喜事。就在这时，我见到了李德伦等很多分别多年的老朋友，叙旧情，谈论刚刚发生的新鲜事儿，心情欢畅。

    从国统区来到北平，我见识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印象最深的一件就是解放区原来有西洋大乐队！早在1948年，我们曾经在香港演出《白毛女》，在配乐和演唱上做了一些改动：用了一些西洋乐器做伴奏，演唱则加入了西洋唱法。来自延安的一位同志看了之后，把我们批了一顿，说我们是在“穿着农民衣服唱咏叹调”。我们不服气，认为乐器不过是工具，不分中国还是西洋，于是在报上发表文章与他们辩论，后来我们被指责为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从此，我对解放区的音乐的理解就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后来，我就从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出发，把提琴卖了，背着二胡赶往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来到天津，见到了程云的群众剧社，发现剧社有单管的西洋乐队，到了北平后，又见到李德伦的人民文工团，竟然有双管的西洋乐队！原来这种乐队早在延安就有了，这些乐器都是用骡马从大城市驮到延安的，当时我就感慨，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支用骡马驮运的交响乐队了。从此，我对解放区的音乐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知道在延安有一位能人，他在艺术上站得高，能包容，他的名字叫周恩来。这些乐队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和帮扶下组建起来的。

    后来，在文代会期间的文艺演出中，我还指挥过人民文工团的乐队。当时要演出《黄河大合唱》，成立了指挥小组，由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指挥家组成，包括我、李德伦、张非、任虹。乐队由人民文工团的乐队和北平艺专的乐队组成。任何的合作都有一个交流磨合的过程，由于来自两个区的乐队之前缺少交流，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不可避免地有偏差。在一次排练中，首席定音之后，有一位吹黑管的同志说音准太高，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两人为此争执不下，最后首席竟被气得夹着提琴就走了。我只好从中调解，化解两人的误会，最终由来自两个区的乐队协同努力，将《黄河大合唱》完美地呈现出来，展现了一派团结奋进、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文代会期间的第一次演出是在首都电影院举行的。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郭兰英、李波、王昆、孟盂来自解放区的四大“白毛女”齐聚晚会，各自献上拿手曲目。她们的演唱各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毛主席也来观看我们的演出，他到的时候，已经演出过五六个节目了，结果演出这些节目的演员要求重演一次，因为其他人的节目都演给主席看了，他们也要让主席看到自己的节目，结果就又演了一遍。整台晚会气氛轻松愉悦，感觉文艺事业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此后，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中国音协在北京组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和组织工作就逐渐开展起来了。

    （本报记者高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