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季羡林先生去世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很多自发纪念季老的情况，不仅仅是知识界，很多普通群众也在悼念季老，那么，季老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了哪里？

    王杰：我们今天这样怀念季老，原因就在的“治学”和“做人”上，在这两方面，季老都堪称我们的楷模。季老是一位学者，但他获得了这样广泛的尊重，说明知识分子仅仅有学问是不行的，还要有德行，这一点很重要。季老在治学、为人方面，都堪称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标杆，是值得学习的典范。对他这样隆重的悼念，其实也反映了他身上的很多东西，恰好就是今天这个社会所欠缺的。昨天我去北大百年讲堂，在灵堂中祭拜他时，看到的是很长很长的队伍，每个人都很真诚，有一位北大学生说，季老去世了，自己心目的北大就塌了一块。这些人未必都读过季老的书，更不会都理解他精深的专业学问，但他们是把季老当成了文化的符号，发自内心地认同季老的人格。在治学上，他的成绩是扎扎实实坐冷板凳获得的，是忍受书斋寂寞几十年的结果。在学术上，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一般说来，杂家往往是博而不专，但是他做到了又博又精又专。他这样的“杂家”，是建构在专家基础上的，不是那种万金油式的杂家。现在，学术界浮躁之风、抄袭剽窃之风盛行，媒体报道出来的新闻已经不少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并没有被揭露出来。人们的功名思想太强烈了。季老用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当前学术界那些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是一种痛击。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宣传，归根结底还是要用制度来规范，对于这类抄袭造假现象，就应当给予严厉惩处。

    在为人上，和季老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非常谦和虚心，平易近人。“国学大师”这样的帽子，很多人是梦寐以求的，但他主动辞去了“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这三顶帽子，这不是作秀，而是季老谦虚人格的一种表现。他一向自称为“杂家”、“土包子”。他对待物质诱惑的态度更是值得人们学习。他不争名不夺利，毕生保持着谦虚平和的心态。所以，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看待物质利益，他确实堪称表率。而且，季老思考的范围，他的视野，绝不是只局限在书斋中。他最近提出的和谐问题、“大国学”问题、文化软实力问题、汉字的简繁关系问题以及民生问题等，都是站在学术的最前沿。譬如说关于“大国学”季老就指出，国学的范围不应当仅仅包括诸子百家以来汉族传统文化，还应当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智慧成果，应当包括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等后来流入我国的域外思想，因为这些都已经在历史发展中融入到了国学中间。

    记者：您是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能否谈一下和他交往中的感受？

    王杰：可以说他在点点滴滴，他都散发着一种人格的魅力，给人以温和从容的感觉。2005年8月7日，季羡林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天，刚成立的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去301医院拜访他，当时大家都聊得很高兴。临结束时，季老分别与我们大家合影留念，与季老的合影，就放在我书房最显著的位置。他的《病榻杂记》就是在病房中写成的。

    记者：季老虽是知识分子，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杰：季老的去世对中国知识界确实是一大损失，有人说，季老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么，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怎样去做？季老的所作所为应该对我们的知识界有所警醒。作为个体的人会有生老病死，但是楷模的力量是不会消失的。正因为季老的这些品质在今天的社会太缺乏了，季老的价值才凸显出来，才值得我们去怀念它。我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季老都不会被人们所忘却，季老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