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谈一下季老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陆俭明：从1983年起，季羡林先生担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我任秘书长，后来，我又担任了副会长。那时我们的交往是很多的。季老是一个非常谦虚朴实的人。举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对于外界所称呼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季老曾经主动辞去。其实，对于“国学大师”，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研究的虽然是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文字，但在研究过程中，必然要用到很多中国的训诂、音韵等领域的知识，比如他做佛教历史方面研究的时候，必须在语言文字上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考据，这样他所做的工作必然是和国学密不可分的。他的这方面功底是很高的，称他为国学大师完全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谦虚朴实的人。他能够婉拒“国学大师”“学术泰斗”这样有很多人在羡慕的称号，这对于今天很多人，其实也是一种提醒，就是一定要踏实、稳重，尤其是从事学术工作，一定不能浮躁。

    记者：您能否谈一下季老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遗产？

    陆俭明：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在北大创建了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辟了中国东方学研究的辉煌时代。那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很多人都已经熟悉，这一局面其实就离不开季老的贡献。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古代印度史、佛教史等领域，季羡林先生的建树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受人瞩目的。北大这些年，在梵文方面还是培养了一些人才，但季老逝世后，吐火罗文即使不能说失传，那也是全世界都没几个人懂了。

    记者：您对季老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还有哪些印象？

    陆俭明：季老的生活规律很特别，每天晚上9点睡觉，凌晨3点就起床，然后开始工作，读书、写作一直到早上8点。在这段时间，谁都不能去打扰他。季老非常珍惜时间，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一有空闲就会写些东西。他一生除了专门的研究，还写了那么多散文，大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写的。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糖史》，不仅搞专业研究的人在看这本书，很多普通读者也非常喜欢这本书。我也非常喜欢，这本书观点新颖、史料丰富，很扎实，同时非常耐读，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其实，这本书是在他在80岁之后写的。这么大的年纪，他仍精心地考证史料，从细处入手，以小见大，这种严谨的精神、这种学术热情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他虽然有那么多的社会职务，但是很少外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从事研究写作。只有当来客人的时候，他才放下书，放下笔，和客人谈话。

    在他住院前，我多次去朗润园13号楼拜访他。现在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想必朗润园荷花池里他亲手栽种的那些也已经盛开了。很多人知道他非常喜欢猫，他不但在家里养猫，而且他还经常喂养野猫。他在喂猫的时候，非常专心认真，看得出他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