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一个信息繁多的社会，打开电脑，迎面而来的不是文字与图像的交互碰撞，就是大众审美与精英审美流于形式的相互争锋。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古人笔下那种翰墨书香的氛围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孔夫子那种“三月不识肉味”的艺术境界更是令我们望尘莫及。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旨在强调文学创作不仅要衡量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还要矫正雅俗审美的差异。在当前语境下，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刘勰的话，在“质”与“文”、“雅”与“俗”之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学阅读。

    在对国学书籍的选择中，如果立足于“质”与“文”来进行国学典籍的阅读，在清晰地把握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同时，也能深化我们对经典的理解。这里所谓的“质”，指国学经典主流的思想内蕴；“文”，指参照国学经典的基本内涵，读者依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阅读的国学文本。比如，儒家提倡“文德”，强调文治教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要用仁、义、礼、智、信来教化民众。而道家提倡“天德”，它与“自然无为”是同义语，是道家自然观的具体体现。从纯粹的文化层面来说，“文德”是从人世教化的角度立言，“天德”是从天地宇宙的视角立论。“文德”与“天德”的实现，最终都是为了使个体的发展获得一种圆满的自足，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更趋于文明。

    儒家与道家学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如果我们能够从“文德”与“天德”这两个微观的角度出发，对儒家与道家学说的内涵作进一步的深化理解，并沿着这个思路来看待不同历史时期主流的文化思潮，不但能从整体上俯瞰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能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对文、史、哲类国学典籍有所取舍地进行阅读。如阅读《左传》，一旦我们掌握了儒家“文德”的精粹，就不难理解那刚直不阿的“良史”精神；阅读《世说新语》，如果我们体悟到了道家的“天德”精神，就不难体会“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样的逸闻趣事。这样的阅读一旦深入下去，就会逐渐体味到国学经典生生不息的文化品格。在西方文化与网络虚幻因素的冲击下，我们也就有了自己坚实的“根”，有了心灵的依托，远离那些慢慢腐蚀我们精神乃至灵魂的东西。因此，在当前语境下把握“质”与“文”的关系，能为我们的国学阅读提供一个宏观的视野。

    “雅”与“俗”的辨别在当前的国学书籍阅读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艺术史上，“雅”、“俗”总是在发展中走向均衡，雅俗共赏似乎是艺术审美的不成文界定。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雅”、“俗”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一般来说，对“雅”的审美强调艺术作品的正统雅正；而对“俗”的审美则比较注重个体情感的自由抒发。这种趋向在文学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秉承儒家礼乐教化的艺术传统来创作的文人，其作品多为“讽谏”之作，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等；背离儒家的这种政教传统来创作的文人，其作品多抒发情感性灵，艺术格调也多呈“俗”化倾向，如晚明文坛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正是雅俗之间这种内容与形式审美的互动，才使我们的古典艺术在演进过程中更加丰富多彩。“雅”与“俗”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反相成的，这也是我们在国学阅读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质”与“文”、“雅”与“俗”，可以给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提供一种阅读古代典籍的逻辑基点。人类文明总是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中走向进步，我们在尊重国学经典的同时，在阅读中要善于发掘国学在当前语境下的新的时代内涵，正如《周易·系辞下》云：“变则通，通则久。”我们理解掌握了“质”与“文”、“雅”与“俗”在当前语境下的时代意义，在阅读国学书籍时就能相对容易地把握我们传统文化的脉络，在浩如烟海的国学书籍中有所选择地“取一瓢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