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旦卓玛（中国文联副主席）

    第一次跟文联接触是1960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文代会上，那年我才20多岁，还很年轻。但这次接触就让我感受到了文联家庭般的温暖，坚定了自己为文艺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为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来西藏公学招生，我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声音条件较好而被上海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于是有了去高等学府学习音乐的机会，成为西藏的第一代歌唱演员。学校通知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是1960年的事情，当时我跟同学和老师们在云南采风学习少数民族音乐。接到通知时，我并不知道文代会是什么会议，有些什么样的人参加，也不清楚文联是做什么工作的，只是听学校的老师说，很多文艺界的名人、有贡献的艺术家会出席。我就搭上了从云南开往首都的汽车，与云南代表团的文艺家一道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因为长时间的汽车颠簸，我身体有些不适，但一到首都，走进会场，和一些艺术家迎面相逢，我顿时十分兴奋。

    当时，会议安排我与周小燕老师同住，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跟我谈了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让我深受教益。后来，我先后见到了很多知名电影演员，有张瑞芳、白杨、秦怡、孙道临、王心刚等等。这些常常在电影故事片中看到的人物，终于能在文代会上见到，我兴奋极了！同他们见面，想起他们在影片中饰演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特别是一些与敌人斗争的英勇事迹浮现眼前，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为能与他们一起参加文代会感到无比荣耀。

    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些西藏的老一辈艺术家。我们热情地谈家乡事，说家乡话，嘘寒问暖，十分高兴。可能是1959年曾来京参加过新中国建国10周年演出的缘故，很多人对我印象比较深，对我这个藏族歌唱演员很关心。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志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们问我，“才旦，最近怎么样，一切都好吧，在学校的学习状况怎么样？是否适应上海的生活？”大家也觉得，我一个农奴的女儿能从旧社会的苦难中被解放出来，能参加文代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的话虽不多，却让我感受到了文联家庭般的温暖，这些亲切的、真诚的问候，洗却了我初来乍到不自在的陌生感觉，让我更想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

    会上，代表们认真聆听了郭沫若、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见那么多文艺界有突出贡献的人聚集一堂，我才知道文代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议。文联工作责任重大，它不是一般的团体，这里人才济济。我更明白“文代会代表”这个别在我胸口上的牌子的重要意义和含金量。在这次会上，我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做了题为《毛主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藏族人民的心》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我能参加全国文代会，并在会上发言，是我过去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是党和人民给了我放声歌唱的机会。

    回去以后，很多同志、朋友得知我参加了文代会，在会上见到很多文艺大家，都很羡慕，还问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说，他们都可敬可爱，亲切得跟平常人一样。然而，文代会给予我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荣耀，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在我艺术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给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文代会的学习，我认识到了文艺的重大宣传作用和深刻指导意义，知道了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作为文代会代表，我不仅仅要以身作则，还要团结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做贡献，为人民服务。从此以后我对自己从事的文艺事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时就下定决心，要通过我的歌声和演唱的歌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我们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上海，我学习的信心也更足了，这份责任时时鞭策我努力奋斗。1964年，学成毕业后，我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获得成功。1965年我回到了西藏，在西藏为人民唱歌，唱我们家乡的变化，唱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1981年，西藏文联成立，我当选为西藏文联主席。我是在穷苦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没有多少文化，没想到大家这么信任我，我应该更多地为老百姓服务。

    1988年第五次文代会，我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时至今日，我心里有些惭愧，为文联做的事情太少了。身为文联的一分子，肩负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信任和希望，我应为文联事业的繁荣竭尽全力，永不懈怠。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歌曲最能代表我们西藏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我要一直唱下去，不忘党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本报记者丁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