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分子的笔写知识分子的人生，既是中国戏曲的传统，也是话剧的应有之义。北京剧协主席、著名剧作家郭启宏的话剧作品《李白》、《知己》在近期的热演，再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这类文人题材的戏剧作品：如何理解文人戏的当下价值？6月25日下午，在郭启宏戏剧作品研讨会上，陈建功、季国平、朱明德、张和平、任鸣等来自戏剧界和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

    专家认为，在郭启宏30年的戏剧创作中，《李白》、《天之骄子》、《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知己》等文人戏最为人知晓，蕴含其中的诗词典故、典雅文字令人称道，而李白、曹植、李煜、司马相如、顾贞观等古代文人身上的那种精神气质更值得今人重视。

    这些作品所涉及的传统文人在出世和入世、个人和群体、自由和责任之间的紧张心态，在中国历史里特别常见，但距离我们的当代生活好像特别遥远。不过，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下的剧作家，其写作过程必然渗透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历史反思以及现代思考，因而文人戏的价值也就不在于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宋宝珍所说，“它超越了历史人物和历史年代，也超越了当下的足迹，表达的是剧作家的现代意识。作者不是写历史事件的传奇性，而是写历史中的人，这个人具有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永恒的现实意义，因而所写的也就是人的永恒的精神困惑。”

    然而，在商业化泛滥的当下，看似红火的戏剧市场却基本没有对思想、文化、社会、人生进行探讨的知识分子戏剧。剧作家黄继苏认为，市场追求的是低投入、高产出，用搞笑把大家逗乐了，把观众吸引进来，把他们的钱拿过来也就完了，根本看不到知识分子戏剧的活路。曾经执导过郭启宏《男人的自白》、《知己》的著名导演任鸣说，现在的话剧作品，浅层次的抒情、搞笑的太多了，在思想上、灵魂上进行思考的作品太少了。

    在这个意义上，文人戏的创作是极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认为，文人戏的创作是对知识分子的拷问，也拷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给予我们重新缔造世界的能力和勇气，在熙熙攘攘的文艺商业化中，特别具有超迈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不光剧作本身有价值，创作者的取舍也非常有价值。“知识分子的价值就是贡献思想，用思想照亮现实，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柱。”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朱明德认为，我们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这样那样成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现在是一个高度自由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是出好作品的时代，关键是，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给捆了，心里面不自由，不自由就出不来思想了。

    关于文人戏创作，郭启宏提出了“传神史剧”的概念，他说传神有三义：传历史之神、传人物之神、传作者之神。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认为，“追求历史剧的传神，首先就是传作者之神。”台词之美、剧情之美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与态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认为，有责任感，不趋炎附势，不苟同，而是执着地张扬自己的认识，是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必不可少的品质，如此才能在其作品里自由地表达他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对人世的感悟、对世态的褒贬，从而彰显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