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剧烈而快速、复杂且多义，混含着丰富而芜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人生内蕴的社会转型，是时代赐予中国当代文学最为丰厚的历史赠馈，我们正身处一个需要“史诗”而且可能产生“史诗”的历史年月。

    作为一名从事文学阅读与研究的文学从业者，我也一直企盼从当下中国芜杂而炽热的社会人生经验里冶炼而出的文学史诗。长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倾力推出的由非专业文学作家阿耐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江东去》，正是一部以当代社会鲜活人生为底蕴、以当代中国历史剧变的复杂性为言说对象的人生史诗。

    当代中国文坛，或沉醉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制与逸趣铺排，或满足于对现实碎片的日常“唠叨”与浅尝辄止。阿耐的《大江东去》，却显出为当代中国“立此存照”式的创作意识，尤为可贵。小说以编年体式，直取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为叙事对象；以小雷村几位青年雷东宝、宋运辉、杨巡，高干子女梁思申各不相同的人生过程、命运沉浮为书写中心，立体地、多侧面地呈现出一代人求学、创业、经商、婚恋的多样态和复杂性。有如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江东去》真实生动地再现出共和国新一代在“改革开放３０年”里聚焦于财富与权力、情欲与成长的心路历程。近距离、当下感、真实性、多样态，构成《大江东去》鲜明的创作特色。正是这种直逼当下、潜入生活的创作姿态，不做作，不矫饰，为几近贫弱的当代文坛，注入了生活与艺术的鲜活血性。

    该作品还体现出“小人物”与“大历史”交汇、原生态与寓意性同构的史诗特色。

    《大江东去》在看似不经意的编年体式中，别具匠心地以小人物的原生态纪实，与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大历史交汇同构，创立或实践着一种小视角的碎片写作与大历史的复杂生态相互融汇、交互彰显的新型宏大叙事方式。雷东宝由部队转业回乡，艰难创办砖窑厂、养殖场、电缆厂、铜厂；宋运辉自乡村走出，上大学，进国营金州总厂，赴东海开发项目；杨巡自幼辍学，独自闯东北，冒险掘金，回乡创办营销市场，筹建合资商厦；梁思申走出国门求学海外，回国做外贸，融资合资……由“小雷村”——当代中国的一个平凡小山村——走出的一个个人物，其身份有乡镇企业家、民营个体工商户、国营大型企业老总、海外外籍客商、政府要员；其行为半径辐射到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国营企业、合资企业、个体商业、内地与沿海，中国与世界……“小雷村”所引发的人世沉浮和人生故事，有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马孔多镇”，几乎成为转型期当代中国的缩影与象征。

    该作品中，人生信息的高密度与人性命运的丰富性，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与人生的厚重感与复杂性。

    《大江东去》不是一部仅凭“才气”而“制作”出的“轻飘”、“空灵”的小说，而是从厚重驳杂的社会人生里冶炼而成的长篇巨制。这里有因贫穷而立志创业的坚强，创业与发展的艰难，有事业辉煌的膨胀与复仇；这里有男人间相互的扶持与合作，有成功时的狂欢与嫉妒；这里有成长的扭曲与挫折，有“成熟”后的迷失与苍凉；这里有男女间的纯真与功利，有错失情爱的悔恨与相互厮守的倦怠，有情的依恋与欲的放纵；这里有企业间的倾轧与权力间的阴谋，有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和亚文化。

    鲜活的“人”，复杂的“事”，撕碎的“心”，变幻的“情”，神秘的“命”，《大江东去》的平实而沉甸甸的人生，呈现出当代中国“大江东去”——既风起云涌，也泥沙俱下——那浩漫而繁杂的历史画卷！